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 110
知识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在人群之中，是市场把人们组织起来分工协作。所以如果你只会一样知识，没问题，只要你对价格信号做出合理反应就能生活得不错。反过来说如果有人想拥有全部的知识，试图去总揽全局甚至制订计划，那他只能帮倒忙。
大多数人的办法其实是模仿他人，因为自己思考也没用，看《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厚黑学》也没用——适应传统简单社会的经验和思想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
穷人跟富人的最重要差别，并不在于金钱数量多少，甚至不在于得到机会的多少，而在于文化和观念。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状态，而且还是一个思维模式。
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可能就反映了你的阶级高度。有
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可能就反映了你的阶级高度
定律不是心灵鸡汤，所以我必须得说，落后的思
智商跟理性是两码事，二者几乎不相关
《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
智商跟理性是两码事，二者几乎不相关。理性能力——充分认识当前局面，做好最佳决策的能力——得另外学习。
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一个小领域，那么一个理工科方面的专家，未必就能用理工科思维去理解世界。
？复杂世界中很少有哪个实际问题是只用一方面的知识就能解决的。
复杂世界中很少有哪个实际问题是只用一方面的知识就能解决的。
显然这位科学家的知识面太窄，他只知道自己学科里的这么一点点知识，以为就他研究的东西最重要
也不知道社会中其他方面需求的重要性。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
也不知道社会中其他方面需求的重要性。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们得学师从多位名家，招式复杂多变，性格也被女主角认为是捉摸不定的男主角。面对一个问题，你可以把它当成经济学问题，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政治问题，
所以对待理工科专家，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意见当成决策的参考。你可以在你的专业范围内给我提供最好的论点数据，但具体怎么决策，我还得再听听别人的论点和数据。
如果仅仅满足于当某一特定小领域的技术型专家，恐怕是往大了说不足以做公共决策，往小了说不足以明白人生。
括经济学、
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在内诸多的人文学科仍然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这体现在学者们对很多重大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分成了好多派别，常常冠以“××主义”的名字，
认准一个方向毫不动摇，是理念，是派系斗争，是意识形态，是情怀。知道过犹不及，该左左该右右，时刻为寻找最优值进行调整，才是理性态度。
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你有没有一个高大上的理念，而在于“度”，在于数字。复杂世界中几乎任何东西都有利有弊，用与不用不仅仅要看这个东西好不好，还要看你能承受多大代价。 独立自主、支持国货当然是个特别好的理念，但是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的湖北枪炮厂耗费巨资搞出来的汉阳造质量极差，同样的钱远远不如直接进口外国步枪。在国家急需强兵的时代，一味追求国产化可能就未必是最好的选择。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几乎放弃军工研发，甚至让军队养猪经商，后来又放弃国产中国之星进口高铁技术，现在进口核电技术，这些政策都曾经备受批评，但你不知道其省下来的钱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多大作用，运力和发电的急需能不能等国产技术。
他们用半生之力铸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锤子，就把一切东西都视为钉子。
崇尚自由市场的教授认为所有经济问题都应该用市场解决，
刺猬型专家非常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小领域，他们都有一个“大主意”。狐狸型专家则对什么知识都了解一点，有无数“小主意”。
刺猬型专家非常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小领域，他们都有一个“大主意”。狐狸型专家则对什么知识都了解一点，有无数“小主意”。
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
狐狸乐于接受新的信息； ● 狐狸对自己决策的信心远小于刺猬； ● 即使做过决定之后，狐狸仍然想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再思考； ● 狐狸总爱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 ● 狐狸也许并不像刺猬一样对某个特定领域无比内行，但是他的知识面宽得多，了解很多事； ● 狐狸对很多事情持怀疑态度； ● 当考虑冲突的时候，狐狸能看到双方可能正确的方面； ● 狐狸喜欢与观点不同的人打交道； ● 狐狸在工作中并不追求明确的规则和秩序； ● 狐狸喜欢有多个答案的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发现多个选择……
。世界任何时候都需要很多刺猬来提供观点和建议，但是刺猬在科学决策中的真正地位只不过是个吹鼓手和工具。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当某一方面的“专才”，而应该广泛学习各种知识，掌握“通识”。想要解决社会、经济和生活问题，不能追求掌握一个一劳永逸的“正确”理论，而应该追求掌握一系列不同流派的思维方法，十八般武艺，多多益善。
博雅教育”
基本学科。这些学科有文法、修辞、逻辑、历史、天文学等，都是一些不能直接作为一门手艺出去赚钱，但是可以提高一个人思想见识水平的“素质教育”。
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所应该掌握的若干个基本学科。这些学科有文法、修辞、逻辑、历史、天文学等，都是一些不能直接作为一门手艺出去赚钱，但是可以提高一个人思想见识水平的“素质教育”。
学习怎么做决策！ 古希腊“自由人”的反义词，不是罪犯，而是奴隶。奴隶只需要听话干活就可以了，其实生活未必有多差——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媒体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奴隶生活稳定不用担心失业而且有终生的医保，比北方某些工人强——但奴隶不能对事情做决策。只有自由人，因为要管理奴隶，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主，要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才需要做决策。 博雅之学的本意是决策之学。
学习怎么做决策！ 古希腊“自由人”的反义词，不是罪犯，而是奴隶。奴隶只需要听话干活就可以了，其实生活未必有多差——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媒体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奴隶生活稳定不用担心失业而且有终生的医保，比北方某些工人强——但奴隶不能对事情做决策。只有自由人，因为要管理奴隶，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主，要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才需要做决策。 博雅之学的本意是决策之学。 严肃文学可以让人学会体察他人的感受，了解真实世界中不同类型人的生活。逻辑可以让人学会推理和辩论。文法修辞可以让人学会怎么用语言争取别人的支持。历史可以让人学会借鉴前人的经验。数学可以让人学会取舍。天文学可以让人对世界的自然规律产生敬畏。
博雅之学，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提供一些寓言故事、名人典故和思维套路。你掌握的套路越多，办事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思路就越多。至于遇到什么事应该用哪个套路去解决，这没有任何程序性固定办法，是一种艺术，只能自己选择
我们得学师从多位名家，招式复杂多变，性格也被女主角认为是捉摸不定的男主角。
现代教育制度的本质不是什么培养有用人才，而是把人分类，让阶级分层
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飞利浦·泰特洛克（Philip?Tetlock）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他调查了284个专门以预测政治经济趋势为职业的政治学家、智囊和外交官，向他们提出各种预测问题，比如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可能被政变搞下台。 泰特洛克要求专家们对其中大多数问题，比如某个国家未来的政治自由状况，提供出现三种可能性（保持现状，加强或者减弱）的大致概率。这个研究做了二十年，一直等到当年预测的事情全部水落石出。到2003年，泰特洛克总结了这些专家给的答案，发现他们的总成绩还不如索性把每个问题的三种可能性都均等地设为33%。也就是说，专家的预测水平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专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预测得分居然比在自己专业外领域更差。
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像硬科学一样，依靠实验和数据。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
你不能用研究一个人的办法来研究一群人。就算你能理解这群人中的每个人，你也未必能理解把这群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他们之间的社交网络结构，会导致一些非常偶然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无法用任何常识去预测。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素质，归结为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一样，而事实却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常识只是特别善于在事后“解释”事件，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十月革命爆发了，我们就说俄国局势导致革命必然要爆发，可是革命之前有谁能这么肯定呢？中国女篮以三分优势击败韩国队取得2012年的奥运参赛权，赛后总结自然全是成功经验，可是如果中国队最后两个球偶然没投进，媒体上必然又全是失败的反思。我们看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或者反思，总是觉得它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简直是常识。专家们也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去预测未来。可是事先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呢？ 再比如，如果有人说来自农村的士兵会比城市士兵更适合部队生活，读者很可能会认为这是显然的——农村本来条件就比较艰苦，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所以农村士兵肯定更能适应部队。然而据社会学家Paul?Lazarsfeld对二战期间美军的调查，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是城市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拥挤、合作、命令、严格的衣着规定和社会礼仪。这两方面的常识看上去都有道理，在没有统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个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事实上，《哈利·波特》第一部被不同出版社拒稿12次才得以面世，一般人肯定放弃了。等到终于出版了，首印也只有500册。
这种连环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后来的人是因为受到前面自杀者的影响而自杀。模仿自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被称之为“维特效应”，因为早在1774年歌德就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描写过这样的故事。比“维特效应”更坏的是“模仿者效应（copycat effect）”，比如模仿犯罪。
。一开始，骚乱的参与者是为了两个无辜者的死亡而抗议，但事情发展的结果是，用纽约时报采访的其中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话说，“烧汽车很好玩”。那些打砸抢烧者已经不再介意为什么要上街抗议，他们只是为了参与而参与。
小磁铁并非只对外加磁场反应，它们同时受到临近的小磁铁的影响——相邻的几个小磁铁转向之后会带动它们附近的小磁场也转向。考虑到这种模仿效应，物理学家可以用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写磁性物质整体转向的过程。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参与骚乱的“阈值”
2005年，两个法国科学家考察了德国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变化曲线，以及手机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普及曲线，发现这些曲线满足描写磁场翻转导致磁性物质内粒子自旋转向的数学公式。本来，早期的手机价格很贵而性能又差，等到手机慢慢变得
2005年，两个法国科学家考察了德国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变化曲线，以及手机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普及曲线，发现这些曲线满足描写磁场翻转导致磁性物质内粒子自旋转向的数学公
2005年，两个法国科学家考察了德国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变化曲线，以及手机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普及曲线，发现这些曲线满足描写磁场翻转导致磁性物质内粒子自旋转向的数学公式。本
剧场里的掌声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满足同样的数学曲线。
统计表明，美国的一些经济条件非常相似的城市的犯罪率却差别巨大，这其实就是因为模仿效应的偶然性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城市一开始对犯罪抓得比较好，导致模仿者未能跟进
一个和第二个动
第一个和第二个动手的人非常重要，如果最先见到车祸的人选择了维持秩序而不是带头抢，整个局面会完全不同。类似地，有人在路边跌倒而无人出手相助，人们害怕被讹固然是重要原
第一个和第二个动手的人非常重要，如果最先见到车祸的人选择了维持秩序而不是带头抢，整个局面会完全不同。类
不良现象的存在会导致模仿，甚至更大的犯罪。据说纽约地铁部门对清理涂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至诚，一旦发现马上清除，因为地铁里有涂鸦，就等于告诉别人这里是个犯罪的好地方！
这两个班唯一的区别就是家长会开始时老师是否说了一句“各位请坐好”。
这两个班唯一的区别就是家长会开始时老师是否说了一句“各位请坐好”。 凡夫畏果，菩萨畏因，但
第一个和第二个动手的人非常重要，如果最先见到车祸的人选择了维持秩序而不是带头抢，整个局面会完全不同。类似地，有人在路边跌倒而无人出手相助，人们害怕被讹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没有人带头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人多的时候每个人都看别人，可能还不如人少的时候每个人都把出手当成自己的责任。犯罪学有个理论叫“破窗效应”，意思是说社会环境就如同一座大楼，如果它有个窗户破了，你应该赶紧修好，否则就会吸引人来打破更多的窗户。不良现象的存在会导致模仿，甚至更大的犯罪。据说纽约地铁部门对清理涂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至诚，一旦发现马上清除，因为地铁里有涂鸦，就等于告诉别人这里是个犯罪的好地方！ 如果你仔细观察，生活中因为开头和模仿导致局面完全不同的事情比比皆是。有一次参加孩子的家长会，我偶然离开教室，在走廊里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相邻的两个班级，同一学年，学生人数一样，连老师用的PPT和讲到哪里的进度都一样，但是一个班的家长们全都老老实实面向老师坐着，另一个班的家长们三三两两有的站有的坐，秩序很乱。我儿子恰好在这个会场秩序比较乱的班，所以我知道这位老师其实非常严格。也许这两个班唯一的区别就是家长会开始时老师是否说了一句“各位请坐好”。 凡夫畏果，菩萨畏因，但
第一个和第二个动手的人非常重要，如果最先见到车祸的人选择了维持秩序而不是带头抢，整个局面会完全不同。
。不良现象的存在会导致模仿，甚至更大的犯罪。据说纽约地铁部门对清理涂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至诚，一旦发现马上清除，因为地铁里有涂鸦，就等于告诉别人这里是个犯罪的好地方！
这两个班唯一的区别就是家长会开始时老师是否说了一句“各位请坐好”。
但维稳的关键既不是最开始的起因也不是事态扩大以后的结果，而是事件初期的几步。
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应该控制媒体，但媒体的确是维稳的重要手段。奥地利禁止报道地铁自杀事件以后，地铁自杀事件立即减少75%。美国过去二十年来校园枪击案此起彼伏，但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一年半内媒体把注意力全面转向反恐，结果只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而且没有死人。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0年发布一个报告，援引多个统计研究表明，自杀故事的报道越详尽，其引发的后续自杀事件就
杀故事的报道越详尽，其引发的后续
，自杀故事的报道越详尽，其引发的后续自杀事件就越多，名人自杀和电视报道的效果更强烈
，却是一般经济学教科书没有讲明白的。有知识
。有知识未必有智慧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惧怕和排斥陌生人，“人生地不熟”是很可怕的局面。而在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却可以很好地协作。
其实有熟人的这个商店里卖的电视质量未必好，价格未必低，但是如果不这么办，直接拿钱到一个商店里扛上电视就走，总感觉会吃亏上当。这种心态可能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在中国消失，人们办什么比较大的事总想找个内部的熟人，不然就不太放心。
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北京你不需要拉关系找熟人就能办成很多事，而在小地方没有关系寸步难行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根本一点，在于它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的优点。表面上人与人之间感情没那么深了，其实这样反而是最有效率的。熟人讲情义，陌生人讲利益。熟
陌生人社会的优点。表面上人与人之间感情没那么深了，其实这样反而是最有效率的。熟人讲情义，陌生人讲利益。熟人讲身份，陌生人讲契约。熟人讲人品，陌生人讲信用。当人们不讲情义讲利益的时候，人们的整体利益提高得最快。
家庭讲感情，国家应该讲利益和效率。
捐款只是把钱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动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捐款本质上就不是一个高效率地解决问题的办法，经常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感受更好一点。为什么非得捐给这个人而不是世界上，或者说本国内，其他更苦的人？仅仅是因为这个人给我们的印象更深，这个人恰好距离我们更近，这个人的故事恰好更打动我们。
所以当你搞慈善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到底是真想让世界变好一点，还是仅仅想让自己感觉更好一点。
美国人这种“习俗”，实在不能叫亲情淡漠，而应该叫更现代化的社会。
保护这个落后行业的生产者，就等于伤害这个产品的全体消费者。消费者跟生产者非亲非故，凭什么要做这个牺牲？
那为什么各国都把开放自己的市场当成吃亏的事情呢？这其实是因为被保护的这个小群体的疼痛感很强，他们能发出声音、找到代理人来左右政治决策，而被牺牲的广大消费者对贸易保护的坏处没有强烈感受。这个原理跟我们给灾难画面最感人的地区捐款最多一样，等同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很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受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东西，是人人都想要，但是未必能得到的。想要得到这样的东西，你必须付出代价。
所以一切都有个度，得算账。这个账怎么算呢？经济学家有个常用的办法，叫作“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是指你不用考虑总的效果，你只要考虑做下一步的临界效果就行了。比如你要生产某个产品，它有价格收益和成本，这两个数字都在随着市场变化。你不必管已经生产了多少这个产品，只要你生产的下一个这个产品的收益大于成本，你就可以继续生产。如果下一个产品的成本正好等于收益，你就应该停止生产。
一种是威逼，一种是利诱。经济学家喜欢用利诱的办法
他告诉女儿，只要你使用马桶尿尿，就可以吃一袋巧克力糖豆，而且每次都可以
什么叫理性？理性就是我们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有利，然后就去这么做。地铁票价上涨，坐地铁的人就会减少；苹果今天特价，人们就多买点苹果；高考不考英语了，中学生
什么叫理性？理性就是我们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有利，然后就去这么做。地铁票价上涨，坐地铁的人就会减少；苹果今天特价，人们就多买点苹果；高考不考英语了，中学生就不会再那么重视英语学习。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整体来说人群的行为非常合理，都是对激励做出反应。用中文来说，这叫“无利不起早”。
激励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只要你的激励制度设计得好，人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
所有屏幕时间必须得是挣来的——写好作业、好好吃饭、做个家务等，每做一件这样的事奖励15分钟屏幕时间，打游戏看电视干什么都行，但不挣就没有。我们真的执行了这个政策
所有屏幕时间必须得是挣来的——写好作业、好好吃饭、做个家务等，每做一件这样的事奖励15分钟屏幕时间，打游戏看电视干什么都行，但不挣就没有。
我有时候看儿子就好像奸商看贪官一样，心说我不怕你不听话，就怕你没爱好。
这个制度是政府先算算每年可以捕捞多少鱼，然后把这个配额分配给所有渔民。你什么时候捕，用什么船都可以，但是每年不能超过你的配额。这样渔民之间不用恶性竞争，也乐于让鱼休养生息。更好的是，捕鱼权可以交易！
凡是家长迟到的，每迟到10分钟给相当于3美元的罚款。结果怎么样呢？迟到的反而增多了！
没有罚款制度的时候，家长们认为迟到是给老师添麻烦，所以想方设法到点就接。
规定迟到10分钟罚款3美元之后，家长发现迟到从人情账变成购买服务了。
我总是避免迟到——因为费率是每1分钟5美元。
这就是市场的好处。通过价格信号，市场可以让最该办的事儿优先办，而且可以让做这件事做得最好的人去做这件事。如果不用市场机制，什么事儿应该办，让谁去办，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难以回答。这样说来，市场最大的好处是解决了信号的问题，能把资源合理地配置给企业。
如果产权私有但是信号并不畅通，市场就会失灵
有价格这个激励信号，才是市场的关键。如果产权私有但是信号并不畅通，市场就会失灵。
为什么教育和医疗市场化都不太成功？因为这两个领域内价格信号根本不能反应产品的质量和需求。学费越贵的学校并不见得质量更好，学校的声望和生源都是比学费重要得多的信号。我国医疗领域充斥各种虚假信号，私立医院常常是骗子的代名词，人们宁可信任公立医院。
所以市场化绝不仅仅是产权改革这么简单的事。你必须有足够好的基础设施能确保信号有效传递，才叫真正的市场经济。
的影响——至少在实验期间是如此——但是那些拿了这笔福利的
那些拿了这笔福利的穷人家庭的离婚率大增！这就是出乎意料的结果。没有人事先想到拿福利跟离婚率有什么关系。
当时的足协负责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联赛的激烈程度能降低一点，国家队队员就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家队比赛了。事实证明这个休克式疗法不仅仅是因噎废食，而且是饮鸩止渴，引发了出乎意料的惨重后果。整个是个连锁反应：没有了升降级→联赛变得不再激烈→观众减少→赞助商退出→俱乐部资金困难甚至发不出工资→球员开始打假球→观众进一步减少，整个社会厌恶中国足球→没人送孩子踢球→遗祸至今。
所以不到不得已，最好别轻易按你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什么史无前例的大招去扰动复杂系统，你根本不知道最后会导致什么！
现在的美式民主其实是一个选民很无私，政客很贴心的制度，是一个选民说话真的好使的制度。
“民主”有效，而这一行为堪称是“群体的智慧”。
“民主”有效，而这一行为堪称是“群体的智慧”。 然而政治选举跟选超女是两码事。超女的能力就是她的演唱功力，每一个观众都能直接了解她的演唱功力；政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政策上，可是事实证明，大多数选民根本无意去深入了解这些政策。
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
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
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
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在
政客们不但了解选民的这些偏见，还特别善于迎合这些偏见。
一个政策的好坏，往往与人的直觉相反。很多人既认为给弱势群体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认为政府减税是好事，但他们看不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矛盾的。
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作“小故事”
战争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一般公众看来，这就是一个“有坏人欺负良善，于是英雄出手相救”这么一个小故事。
小故事的重要特点是它能调动人的感情，在一个小故事里，人脑的两个感情区域（一个正面感情，一个是负面感情，在不同区域）被随时激活。我们总是会对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个好坏评价
但是选民也不愿意听专家瞎忽悠，他们喜欢自己做判断，而他们做判断的依据，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从来不给选民上经济课，他们专门给选民讲故事。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的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的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的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小布什爱讲的故事则是反恐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的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小布什爱讲的故事则是反恐
竞选经理Karl Rove给小布什制定的策略非常清楚：不要谈经济，谈恐惧！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
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
经济学家更希望选民能自私一点，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投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有效。 而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
心理学家们搞了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表明，得了“好报”的人，大多不是“好人”。
我们有时候会在决策中面临两个方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方向。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应该怎么选呢？
同流合污当然有风险，但有风险才有机会。置身事外当然安全，可是这也意味着别人不带你玩。我们不得不在各种风险和利益计算中患得患失，一点都不潇洒
比如你跟老婆约好了晚上去看演出，老板突然打电话让你回公司加班。以工作为重心的人会选择加班，以家庭为重心的人会选择继续陪老婆。而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则会通盘考虑，不受任何冲动的影响，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是从使命感——或者说义务——出发的主动决定。一个以工作为重心的人决定回去加班可能是为了自己升职或者为了把同事中的竞争对手比下去，而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如果决定回去加班，则是真心为公司着想。他也许可以这么决定：如果这次加班对公司的确非常重要，我就回去加班；如果这次加班其实对公司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我就好好陪老婆。
人们普遍相信真正的精英都是这样和蔼可亲甚至仙风道骨，他们的成功根本不是靠投机钻营，而是靠正大光明的软实力。人们甚至认为精英的思维方式都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诸如“穷人宽容自己，富人宽容别人”这样的正能量故事。
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道德水准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开好车的人表现得更差。
，越是“上层社会”的受试者，越认为贪婪和自私是好的，认为在工作面试时说谎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们真的在实验中为了赢得奖品而作弊。
一个解读是富人之所以道德水准低，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普通人资源有限，必须彼此依赖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特别看重自己的形象，不敢做不道德的事。而富人有充分的资源可以保持独立性，他们不需要别人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别人
越是富人，表现出的对对方的关注和互动就越少。
另一个可能性则是正因为他们不道德，他们才成为了富人。
。普通人认为贪婪是个很不好的情感，而富人认为贪婪是成功的动力，他们做事更多地以自利为驱动。一个贪婪的人也许就比一个不贪婪的人更能赚钱。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比普通人更自私。
富人的捐款都去
只有普通人才会捐款给希望工程。
富人更自私
一个整天坑蒙拐骗一点都不靠谱的人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只知道无私奉献的人也未必能混好。最终更容易成功的也许是那些表面上很能与人合作，实则非常自私，甚至偶尔欺骗的人。
我们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但这恰恰是个错误的世界观。事实上，心理学家甚至对这个错误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公平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也叫 just-world fallacy）。
相信公平世界假设对你有三个害处： 1. 你不能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东西。有人靠不择手段成功了，你很不喜欢，所以你就不愿意跟他学，你就学不到更多经验。其实这个人值不值得学习，跟你喜不喜欢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以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会低估世界上发生的坏事。你会发现你想做成一点事非常难，感觉别人整天跟你作对。 3. 更有甚者，你会认为取得成就的人必有长处，失败的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完全错误！人们错误地看成功者身上什么都是优点，看失败者身上什么都是缺点。
第一，一个人能不能获得权力，能不能得到升职，他的工作业绩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业绩好坏，对CEO、公共事务领导人、学校校长、政府官员等能不能保住职位影响非常小，对普通员工能不能升职影响非常小。 第二，决定你升职的最重要因素，是你跟上级的关系。想搞好跟上级的关系，Pfeffer讲了三招：在上级面前吹嘘自己，充分领会上级意图，以及对上级阿谀奉承。
如果因为领导宣布“谁今晚加班就给谁发奖金”，你为了拿这个奖金而选择加班，你就不是积极主动，而是消极被动——外界怎么刺激，你就怎么反应。
真正的积极主动，是你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自身，而不被外界刺激所左右。你的自由意志独立于外界限制，在刺激和回应之间，你有选择和回应的自由和能力。
康德说如果因为什么利益上的好处，或者是为了避免受到惩罚，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情心而去做一件事，这都不是真正的道德，你都不是真正自由的。只有当你纯粹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去做这件事，你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你敢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你精心计算过成功概率，而是出于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原则和责任感，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你敢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你精心计算过成功概率，而是出于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原则和责任感，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换句话说，你做这件事纯粹是出于任性。而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任性——也就是自由意志——
你敢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你精心计算过成功概率，而是出于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原则和责任感，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换句话说，你做这件事纯粹是出于任性。而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任性——也就是自由意志——而去做一件事，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
所以“任性”其实是个好词。小孩的任性不是真任性，因为他不是自由的，他只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像康德和柯维说的这样高效能任性，才是真任性。 这么做没啥好处。而根据康德学说，没好处就对了，真有好处就不叫任性了。
，我们还是能发现这么做其实有一个好处：自己会感到非常骄傲。如果你看见一个年轻人卑躬屈膝地跟他的上级说话，你心中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你感觉你不仅比这个年轻人优越，而且比他的上级优越。
这种思维与审美无关，它来自避免疾病的本能。过去疾病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外来人往往能带来新的疾病——
新书The Rational Animal中说，不愿意跟异族人接触其实是人的一种非常基本的自动思维。这种思维与审美无关，它来自避免疾病的本能。过去疾病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外来人往往能带来新的疾病——
不愿意跟异族人接触其实是人的一种非常基本的自动思维。这种思维与审美无关，它来自避免疾病的本能。过去疾病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外来人往往能带来新的疾病——
男青年穿上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形象再去问路，结果就获得了很好的帮助！
我今天要拿三个报价。”
人的道德思想并非是后天习得，更不是自己临时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头脑中固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的。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些行为谈不上不道德，因为没有人受到伤害。
大部分印度人认为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
美国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以确保个人自由为优先，然后才是集体。
只有伤害别人或者不公平才是不道德的。而印度社会则是一个家庭和集体主义社会，强调人与人的群体合作关系
的、感性的快速判断，并非来自理性计算。人的理
。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感情服务而已，是先有了答案再去想办法找证据。
这些模式识别能力并非是后天被人撞过或者被蛇咬过之后才习得，而是写在基因之中，一出生就会，是进化带给我们的本能。
有多个实验证明人有一种天生的群体归属意识。把一群男孩随意分成两组，每组给起个名字，最好再有个标志物。这些男孩自然而然地就对自己所在的组产生了忠诚感，同组的人都是好兄弟，联合起来对付外组的人
有人可能因为感到同性恋很恶心而反对它，也有人可能认为自由更重要而支持它。
爱狗人士为了救狗不惜跟人作对，他们头脑中的关爱模块显然特别发达，毕竟狗像小孩一样可爱。而在一个公平模块和权威模块更强的人看来过分爱狗就是不对的：你这么对狗好，对人公平吗？狗毕竟比人低级吧？忠诚感强烈的人往往特别爱国，而对那些自由感更强的人来说，人权显然大于主权。
所以人一出生，大脑中在政治上的侧重点就已经种下了种子。这些特性将会指引你的人生方向，特定的基因会让你主动去寻找适合这个基因发展的环境，
。领导人工作的本质是为联盟服务，因为联盟对领导人有推翻权——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我们有能力随时换一个。
如果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国家。
第一是获得权力，第二是保住权力。
，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人民，而必须是联盟
，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人民，而必须是联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为民或者能从长远筹划国家发展的领导人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常常干不长，而那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却常常可以稳定在位几十年。
对领导人来说，联盟成员的能力并不重要，甚至反而有害，忠诚才是最重要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屠戮功臣？就是要削弱联盟的能力，同时证明联盟成员是可替换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皇帝的统治之所以稳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扩大了名义选民，让功臣和贵族始终保持一定的不安全感。
联盟和名义选民的相对大小关系，是政治格局的关键。有没有投票选举，有没有自由媒体，有没有三权分立，有没有监督机制，都是细节而已。只有当联盟人数足够多，成功的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联盟人数少，哪怕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独裁式腐败
其实消除腐败的办法很简单：扩大联盟人数。比如，可以给全体奥运会运动员投票权，不过奥委会主席是不会赞成这个建议的。
CEO工资跟业绩根本没关系！事实上，CEO的最佳策略不是搞业绩而是搞政治。他们必须在董事会安插自己的人马。研究表明，越是在董事会有亲信的CEO，他们的在位时间就越长
Fiorina一上台就不断在董事会排除异己，减少联盟人数。而她不顾市场反对坚决收购康柏，正是为了扩大名义选民，进一步冲淡董事会中对自己的反对势力。然后她给新的董事会加薪，正是为了收买联盟。
美国对外政治的唯一原则是确保美国人的利益。为此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施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这有两个办法，不常见的办法是战争，常见的办法则是对外“援助”。
de Mesquita使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越是联盟人数少的国家，它的政府就越容易被收买，因
越是联盟人数少的国家，它的政府就越容易被收买，因为收买少数人花不了多少钱。
越是独裁国家，越容易出内奸
在历史上，如果一个民选的外国政府对美国人不利，美国甚至可能直接出兵干掉这个民主政府，然后换上一个独裁傀儡，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
独裁体制收买少数人，民主体制收买多数人，本质都是收买。
明显少于独裁国家。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是，越是独裁国家，从首都机场到首都市区的公路修得就越直，因为独裁国家征地容易。
越是独裁国家，从首都机场到首都市区的公路修得就越直，因为独裁国家征地容易。
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
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所有政府都乐于借钱，因为借钱可以自己花，还钱则是下届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你不借钱，你的竞争者也会借钱，还不如你借了钱，让政府负债，反而让竞争者不好接手。政府借来钱不
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所有政府都乐于借钱，因为借钱可以自己花，还钱则是下届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你不借钱，你的竞争者也会借钱，还不如你借了钱，让政府负债，反而让竞争者不好接手。政府借来钱不
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所有政府都乐于借钱，因为借钱可以自己花，还钱则是下届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你不借钱，你的竞争者也会借钱，还不如你借了钱，让政府负债，反而让竞争者不好接手。政府借来钱不必生利，直接分给联盟用于收买人心就行。
。只有在国家收入必须依赖税收的情况下，独裁者为了获得收入才有可能给人民更多自由，市场经济才有可能
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必须是人民纳税养活的。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石油之类的自然资源，独裁者只需把这个资源控制在手里就能确保有足够的收入去喂饱联盟，那么他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什么民主。
那么现在世界上这些独裁国家，怎样才能过渡到民主呢？一个常见的论点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这个论点的逻辑是说，经济发展必然会让人民变得更加自由，而富裕和自由的人民必然会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此书对这个论点不屑一顾。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政府的收入也会上升，领导人手里有足够多的钱可以很好地安抚联盟，他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搞民主？历史的经验表明，反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乃至于领导人没钱了“按不住”联盟的时候，这个国家更有可能突然实行民主。
归根结底，民主的本质不是选举，而是联盟人数多。所以民主化的根本办法就是扩大联盟人数。但是这一点不能指望领导人，因为根据权力规则，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希望的都是减少联盟人数。而另一方面名义选民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扩大联盟人数。真正能让联盟扩大的，其实是联盟本身。独裁国家的联盟成员本来是不希望联盟扩大的，因为联盟人数越少，每个人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大。然而人数少也意味着存在不安全感，领导人可以随时替换他们，
随着经济发展，国家中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敢于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来。这些人如果足够多，他们将是所有政党都必须争取的对象。 他们想加入胜利联盟！
蓝翔技校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普通高中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无用处，绝大多数人高考之后一辈子也不会再用到椭圆参数方程和甲烷的分子式。高中知识甚至无用到对本专业都没用的程度，
所以高中知识不是全民健身，而是竞技体育
高中的最根本目的并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而是把人分类。高中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将进入著名大学，他们日后会有很大的机会获得一份高薪而体面的工作。一部分学生只能进入普通大学，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上不了大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社会挑选，但高中这一次可能是最重要的。高中，是个把人分类的机器。
福特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来选拔工人，比如其要求你家里必须干净体面。这些标准跟工人能不能干好活关系并不大，它们的作用在于淘汰人！一个有幸进入福特公司的人和一个没被选中的人之间很可能根本没区别，唯一问题仅仅在于名额有限。
用一个高准入标准和高工资来保证医生工作的稳定性和士气，才是正确做法。
用一个高准入标准和高工资来保证医生工作的稳定性和士气，才是正确做法。 这就需要用一些门槛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这些门槛应该给人公正的感觉，好像得到位置的人真的是靠能力得到的一样。实际上往往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门槛的作用就是明明他有能力，我们还是因为名额有限而找个借口淘汰他。这就是为什么据说有的作家评个职称也要考英语。 学历就是最好的门槛。
婚姻超市”的经济学思想实验。假设房间里有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他们要做一个两两配对的游戏，只要配对成功——不管有没有真爱——就可以领取100元奖金走人。我们可以想象奖金大概会被平分，男女各得50元。 现在假设参加游戏的男生少了一个，20个女生必须争夺19个男生。女生们为了拿着奖金离开，会怎么做呢？她们应该贿赂男生。只要你愿意跟我配对，我宁可多分给你一点奖金。 这个游戏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个女生给男生加价，其他女生就不得不跟着加价。如果所有女生都不想被最后剩下，一分钱奖金都拿不到，她们就会竞相加价。在极端情况下，女生们最后同意自己拿1分钱就行——这样每个男生都可以得到99.99元！可惜就是这样，最终还是有一个女生什么都得不到。 这些女生完全可以坚持拿50元不动摇，可是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被剩下，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付出更大的代价。 考大学就是这样的游戏。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只要想进入名校的学生比招生名额多，高考竞争就一定激烈。如果所有高中生都不用功备考，大学也要招这么多人；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考不上而用功，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投入大量无谓的精力，大学还是只招这么多人。 高考竞争本来已经很激烈了，现在衡水中学的学生用了一个更激烈的方法来玩这个游戏。他们把游戏难度推到了极致，他们是第一个给男生出价99.99元的女生。
韩国所有大公司高管都来自这三个大学，CEO之间常常是校友关系。上与不上这三个大学，未来的工资水平有天壤之别。
可是韩国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似乎都没被高考的军备竞赛所影响，它是亚洲科技创新最强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不但如此，这么强大的考试文化之下，韩国居然培养出了比中国更多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他们甚至在电影、电视剧和音乐方面也比中国强。这是为什么呢？
人才并不神秘。在市场作用下，如果一个高科技公司需要某一方面的人才，它就一定能找到这方面的人才
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其实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以后才起来的
那些有本事上名校但是最终去了普通大学的人。在一项统计中，519个学生同时被名校和普通大学录取，结果他们后来的收入是一样的——不管他们当初选择了名校还是普通大学！
首先很明显名校毕业生收入更高
对聪明学生来说，上不上名校并不重要。你走这条路能成功，走别的路也能成功。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足够复杂，而市场足够有效，以至于一次没被选中也无所谓。所以如果你有足够能力，没去成复旦去了中南大学并不影响你将来的收入。
这个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上名校对他影响巨大，可以说第一步走错以后想出头就很难了。
那么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到底差在哪儿了呢？可能是社交能力，可能是找工作时来自家庭的直接帮助，也可能是综合素质，比如说想象力。有条件的家庭根本不会让孩子一门心思考试，他们会想办法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这样的孩子将来显然会有更多机会。
他们并不埋怨这个社会。报道说在学校洗脑式的教育中，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积极向上。他们高喊着“拼直到赢，拼直到成”之类的励志口号，充满正能量。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拼搏，就有资格——而且也有可能——对中国的好东西分一杯羹。 而大人们应该做的就是向他们保证：你想的是对的！——这难道不就是中国梦吗？
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用北大钱理群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事实上，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时候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意为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可能因为各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可能因为大学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大学生所面对的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
他们的思想经常走极端，做事成功了就认为自己无比了不起，一旦失败就认为自己简直一无是处
。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
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和咨询。
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群的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
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19世纪末，随着铁路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就是WASP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和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会希腊语和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
一个立即的结果就是犹太学生的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
于是在19世纪初，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语、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然而这样一来，一个立即的结果就是犹太学生的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
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练吉他而应该练大提琴，不应该练武术而应该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表现出良好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仅参加过学生社团还不够，你必须曾经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绝不能像北京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应该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
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
上大学花多少钱根本不重要，上大学之前花了多少钱，才是真正重要的。有
耶鲁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录取。
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对耶鲁来说，这意味着7～8门AP课程和9～10项课外活动——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 我觉得考清华似乎还比这个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国高中生其实比中国高考生辛苦得多
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名校之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资格。
学生们明明是靠家庭特权进来的，学校对他们却只有赞美，而且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夸，学生们以为自己能力以外的资本等于零。这导致名校学生对上不了精英大学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国家现实。他们没有真正的自信，但是个个自负
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地说，是资金。
为了刷低录取率。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越低越好。为什么大学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讲课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视。但大学最重视的还不是基础科研，而是能直接带来利润的应用科研
大学最希望你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
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被藤校拒绝，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
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被藤校拒绝，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国”的高中生比西欧国家的更有吸引力
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
，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
但我的确觉得这个世界哪怕分工再细，专业化程度再高，前人创造的体系再完美，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绵羊来运行。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教育是一种服务：你能出得起什么样的价钱，就配得上什么水平的教育。
美国有超过2/3的贫困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家长疲于奔命根本没时间管孩子。这使得他们很难得到足够的监督和管教，从而缺少自控能
即便混到了高中毕业，贫困学生也很难考进大学，他们可能去社区学院，相当于中国的大专。而在社区学院，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曾经怀孕，或者曾经使别人怀孕。
如果你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怀孕不是个好消息。
想要不怀孕，需要一点自控力。自控，是一个非常基本和可贵的素质。
一户贫困黑人的周围邻居，也都是贫困黑人。而作为黑人孩子，就算自己天生有自控能力，想上进，都没法上进——因为他的黑人朋友们会嘲笑他想当个白人！
黑人贫困儿童最应该抱怨的不是政府和学校，而是他们的父母、邻居和同学
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实在太厉害了。
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教育扶贫的难度，可能会超出一些理想主义者的想象。这就难怪有人抱怨说，现代社会干什么都需要资格认证，唯独当家长这个最需要资格的工作，不需要资格认证！
他们要求学生家长必须配合参与教育活动，他们定期给老师做培训。他们判断这些手段好不好使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利于让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
不是家庭和环境因素不好解决吗？那就干脆让学生每天在学校多待几小时！
他们的确没有多少时间接受家长的文化熏陶，或者跟邻居家孩子一起出去混。不但如此，KIPP还在星期六上半天课。他们的暑假也比别人短。
一个中心，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
两个基本点，叫作“work hard, be nice”——努力学习，好好做人。
和中国的某些中学一样，KIPP爱让学生喊各种励志口号，而且是在教室里由老师领着喊，比如一边拍桌子一边喊“Read baby read（读书啊，宝宝，读书）！”
它的核心思想在于让学生通过做好自己本来就应该能做好的事情去挣得奖励，以此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习惯，慢慢习惯成自然。
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奖励跟惩罚一样，一定要给得快！这显然完全符合“刻意练习”的精神，得有即时的反馈：该表扬立即表扬，该批评立即批评
如果这种奖励制度使你联想到监狱，我要说的就是，KIPP没准真的借鉴了一些监狱的管理方法。这绝对不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学校。
如果哪个同学在课堂上有小动作，老师会立即停止上课，然后全班讨论怎么“帮助”他克服这个坏毛病。
往往是那些拥有某些优良品格的人，比如说乐观、适应能力强、善于社交。
说人类有些品质是超越文化差异的，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尊重的美德，比如说智慧、自控、幽默感，等等。他们一共总结了24条这样的品质。 Levin很喜欢这个理论，他决心让KIPP的学生拥有这些美德。
七个目标品质：坚毅、自控、热忱、社交、感恩、乐观和好奇。
学校给他们的T恤衫上印的不是“自控”这个名词，而是“别吃那个棉花糖！”
‘热忱’的行为：他在数学课上对老师的每个提问都积极举手”。
穷人家孩子和中产阶级家孩子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平时的待人接物。得体的言谈举止和基本的礼貌对人的品格锻炼非常重要。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来说，基本的社交礼仪通常都是跟着父母潜移默化就会了，而穷人家孩子可能就不懂这些。所以KIPP就干脆连这些都教。
坐直。坐得笔直，才能体现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尊重别人。
努力学习，做个好人——这两条其实说的都是自控力，前者是学习中的自控，后者是人际交往中的自控。
自控，是一种反人性的行为。它要求我们做“该做”的事，而不是“想做”的事。为
一个有自控力的人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自控力是比想象力更为基本和行之有效的个人素质，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一步。中国的教育基础比美国好，可能恰恰得益于中国文化中从小就强调自控。
伦道夫永远是这样的：站得直、坐得直，衣着整洁漂亮，跟最亲密的朋友说话也一本正经，总是用最纯正的发音把每个单词的每个音节都说清楚
民权运动领导人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大概是我所知道最有领袖范儿的黑人
而帕金斯参加的这个慈善组织，恰恰要求志愿者学会消除自己的优越感。你必须纯粹是认为这件事应该做，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才来做这件事，而不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什么情感需求。你必须学会科学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意气用事。你得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得知道你的工作不是扮演救世主。结果这社区服务反而也成了对志愿者的品格培养！
因为意识到政客们至少都会尊敬母亲，33岁、未婚的帕金斯就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母亲！
12人出版了回忆录，且几乎都是自夸的。老派人物老
老派人物老布什竞选总统时非常不习惯用“我”这个词，以至于竞选班子得求他用——你竞选怎么能不提自己呢？他说了“我”，结果第二天就收到妈妈的电话批评：乔治你又说自己了！
“隐忍”，其实只不过是推迟享乐——今天不享乐是为了明天享乐更多，今天不痛快是为了日后更痛快——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找人去试探马歇尔的反应，马歇尔的表示是他绝不会让总统为难。
马歇尔的回答是你认为怎么做最好，就怎么做。
马歇尔这个故事最令我钦佩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品格”当成通往“成功”之路的工具——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一直“装”到罗斯福问他那一刻为止，然后当仁不让地拿下盟军总司令的职位。但是他的品格使他放弃了那个最佳机会。
康德：“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只有当你承认自己是有缺陷的，摆正谦卑的态度，你才有可能跟自己的弱点作斗争，才有可能去完善品格。 注意这个思想并不等于“人性本恶”。它说的是每个人的头脑之中都有好的声音也有坏的声音，我们要用好的去压制坏的
不好的情感冲动如果不加以遏制，不防微杜渐，就有可能形成正反馈，越来越大，乃至导致灾难。所以哪怕是小事，也不能掉以轻心——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勿以恶小而为之”。
品格的修炼并不是要消除这些冲动，而是要学会控制这些冲动——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发乎情止乎礼”
艾森豪威尔是怎么控制愤怒的呢？他有时候会在日记里开列所有冒犯过他的人的名单——不是为了提醒自己将来报复他们，而仅仅是为了抒发和控制愤怒。他解恨的方法还包括把自己最恨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把这张纸扔进垃圾桶！
压制自己的情感冲动，要形成习惯才好。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把任何小事都视为磨炼品格的机会，
人本质上就并非是一个只知道追求物质生活的动物，总会有点品格追求，希望能找到人生的意义。
他们不问我想干什么，他们问世界需要我干什么。他们不是用做事的方法来满足内心。他们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去不断打磨自己的内心。
他跟所有人一样内心充满偏见，但他从不让自己的偏见表现出来，总是尽力维持盟军的团结
中庸不是面对两种对立意见采取一个折中的立场，不是盲目地搞平等，也不是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稀泥。
中庸，是你要认识到不同理念，不同情感诉求、不同道德标准之间，必然有冲突。这些理念没有哪个是完美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矛盾永远存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各路派系集团永远都在互相斗争。
比如说狂热和自控，就是两种都可能有用但是互相矛盾的情感。愤怒有可能激励我们去做好事，但更有可能让我们办坏事。两种情感都是天生的，但你就必须学会协调这两种情感。——这是不是《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的最合理解释
到底是安全稳妥一点好还是大胆一点好？到底是放任自由一点好还是保守克制一点好？这里面充满各种tradeoff，也就是取舍。既然是有取舍，你就不能对结果抱有太高的期望。
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时刻根据当时的局面，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去得到不同诉求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等到下一时刻局面变了，再继续调整。
领导的艺术就如同在风暴中驾驶帆船：太往左偏了就往右调整一下，太往右偏了就往左调整一下。平衡永远是动态的。你就永远这么调啊调，这就是中庸之道。
而现在是个物质非常丰富的时代，人们的容忍度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容错能力很强，一个普通人时不时犯点小错误根本没什么。而且现代的发达商业还指望着消费者有冲动，最好想吃吃想买买想玩玩。
直到不久前，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相当艰难险恶的环境之中。那时候社会生活的容错能力非常低！如果你懒惰，一年的庄稼可能就没了。如果你暴食和酗酒，家人可能就会受到伤害。如果你贪慕虚荣，可能就会乱花钱导致破产。如果你私生活不检点，可能就会毁了一个姑娘。
在这个时代，任性代表有个性。《非诚勿扰》里的相亲青年无不以自己是个“吃货”为荣，控制感情、深藏不露的人根本不受欢迎。
普通人的上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只要根据社会给你的设定，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对社会给你的各种经济学刺激做出合理反应就可以了。你左右不了世界，世界也不担心被你搞坏。 只有那些想要办大事的人才需要品格。因为这样的人不能单靠本能反应行事。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你必须在通往品格之路上反复打磨，跟自己的本能反应作各种斗争，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
“慎独”，其实是要小心，不要因为无知而被自己的偏见左右决策的意思！“独”是“独断”，不是“独自相处
做数学题。结果非常明显：事先被心理暗示强调是女性的那一组，做这些数学题的成绩比较差；事先被心理暗示强调是亚裔的那一组，成绩比较好。
谁说社会成见没意义？成见往往是对的，成见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未来必然重演历史的信心。大数据预测，就是用成见预测。
大数据现在已经把人了解得差不多了。大数据可以从你的收入和教育情况判断你喜欢什么，也可以从你喜欢什么判断你的收入和教育情况；大数据知道你对航班误点的容忍度有多高，也知道你赌钱输多少还能不心疼；大数据能预测你大学毕业之后的收入，能预测你还能活多久，也能预测你是不是快要结婚了；大数据当然能断定亚裔成绩好，女性成绩差。 别人预测你会这样，结果你果然就这样，你是什么人呢？ 普通人、俗人、分母。
但是世界上有些人却是统计模型所预测不了的。统计，顾名思义，就是指多数人的行为规律。总有少数人的数据因为距离大多数人的主流数据太远，而被模型视为误差直接忽略。
平凡的人们没有给我太多感动。这些不平凡、不能被模型预测的人，才是真的英雄。
年龄大的孩子早早获得更多的自信，这种自信会一直持续到他们的大学入学成绩高10%的可观测效应。
悟空坚决以“自己想学什么”为核心。最后，这个有非凡要求的人学会了七十二变和筋斗云。
悟空坚决以“自己想学什么”为核心。最后，这个有非凡要求的人学会了七十二变和筋斗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孙悟空的那帮同学听说了筋斗云这门功夫，大开眼界，然而想到的居然还是好找工作：“若会这个法儿，与人家当铺兵，送文书，递报单，不管那里都寻了饭吃！”
美国是个有严重阶层区分的国家，各社区按房价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上的种族和贫富隔离。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主要由所在学区的房产税而来，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富人区的学校更有钱，可以请更好的老师、用更好的设备、有更高的教学水平；第二，学生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同阶层的人一起上学。
阶层比分数重要，因为各阶层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完全不同。
我上学的时候对这些教法感到非常不理解，现在知
现在知道了阶级分析这个工具，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在教数学？这分明是在训练工人。工人干活，可不就是必须严格遵守流程步骤吗？你只要按规定步骤去做好该做的，至于最终产品如何，不
现在知道了阶级分析这个工具，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在教数学？这分明是在训练工人。工人干活，可不就是必须严格遵守流程步骤吗？你只要按规定步骤去做好该做的，至于最终产品如何，不是生产线上一个工人应该关心的事。
专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立性。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指医生和律师这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入职的人物，他们拥有专门的技能，他们只有考取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而且还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菲，对生活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 这种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生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常常是写文章和做演讲，你必须能够自己找到素材、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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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搞独立调研了！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计自己家有多少台电视、冰箱及多少辆汽车等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责统计其中一项物件的数字，计算全班平均值。机械化的计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师给你提供计算器——但是你必须把调研部分搞好，会有另一个学生检查你的工作。统计完成之后，有的学生甚至还提出建议，跟别的班比较一下数字。
主管精英阶层的学校强调智识。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章程，他们不用关心怎么用漂亮的简历取悦雇主，他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去设计什么产品。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
主管精英阶层的学校强调智识。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章程，他们不用关心怎么用漂亮的简历取悦雇主，他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去设计什么产品。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
这种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是让学生去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这种问题！
这种统治阶层的教育，已经不是追求什么表达能力、艺术效果、漂亮的PPT之类了，而是追求分析问题。这种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是让学生去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这种问题！
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优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么，你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自己管自己。老师有时候甚至抱怨学生自治的能力还不够。老师说：“你是你这辆汽车唯一的司机，只有你能决定它的速度。”
素质的确是可以遗传的。现在科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智商可以遗传，再考虑到家庭环境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父母的阶层。
你学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发挥自己、支配别人，还是为了适应世界、打扮自己、吸引别人来支配你？
主人学习审美，关心怎么评价别人；奴隶学习比美，关心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主人学习明辨是非，奴隶学习迎合别人的是非观；主人学习怎么找到和使用工具，奴隶学习怎么把自己变成工具；主人学习合理调动资源，奴隶学习把自己变成别人的资源；主人学习“我想要什么”，奴隶学习“我要变成什么”。
比如买个房子，本来房子是自己的，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装修、布置，但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怎么装修看起来更有“面子”。人们取悦世界已成习惯。青年导师最爱说一句话，“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干什么？梳妆打扮等着别人来挑选吗？
。人只有见多识广，才能有选择的能力。
现代教育可以简单地分三个层次，对应三个阶层： 1. 贫民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具，以找工作为目的。 2. 中产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艺品，以提升个人价值为目的。 3. 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主人翁，以欣赏、选择和改变周围世界为目的。 现代流水线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层；想要进入第二层，家庭必须出力，然后你还得去精英大学；而第三层，则几乎完全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文化水平，直接决定孩子能达到什么层次。 人很难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
为什么单亲家庭的孩子自控能力更差？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基因是个重要原因。正因为他的父亲不负责任，他才会沦为单亲儿童；与此同时他又继承了父亲不负责任的基因，所以他“天生”也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为什么单亲家庭的孩子自控能力更差？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基因是个重要原因。正因为他的父亲不负责任，他才会沦为单亲儿童；与此同时他又继承了父亲不负责任的基因，所以他“天生”也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但是环境也很重要：两个人看孩子总比一个人看有效。如果一个单身妈妈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小孩，你可以预计这个小孩是非常缺乏监管的。
为什么单亲家庭的孩子自控能力更差？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基因是个重要原因。正因为他的父亲不负责任，他才会沦为单亲儿童；与此同时他又继承了父亲不负责任的基因，所以他“天生”也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但是环境也很重要：两个人看孩子总比一个人看有效。如果一个单身妈妈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小孩，你可以预计这个小孩是非常缺乏监管的。事实上，研究者统计那些不是因为父亲不负责任离开了，而是其他原因——父亲突然死了——而变成单亲的家庭，发现其孩子的自控能力正好在双亲家庭和父亲不负责任离开的单亲家庭之间。
如果你不幸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单亲家庭，这个世界对你没有太多期待。如果你今天得到一块巧克力，大数据判断你会把它立即吃掉；如果你今天买彩票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大数据判断你会把钱立即花光；如果你今天跟某个女孩发生一夜情还让她怀孕了，大数据判断你将会一走了之。如果将来有人用一个机器人代替你存在，这个机器人的程序就是这么写的。你的性格和命运都已注定……
如果你打败我，我就是一般人；如果你没有打败我，我反而能因此比一般人更强大。
所谓英雄，就是超越了阶层出身、超越了周围环境、超越了性格局限，拒绝按照任何设定好的程序行事，不能被大数据预测，能给世界带来惊喜，最不像机器人的人。
父母要求他说话时必须把每一个音节都说清楚；
大多数人会在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失败的时候放弃、认命，然后跟周围其他人一样过大数据预测好的生活。但是有的人却能一直坚持下来，非得从设定好的剧本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不可。
英雄跟俗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俗人想要适应世界，英雄想要改变世界。
第一类成功，是这件事有一个什么标准，然后你达到这个标准。比如考试就是如此，别人设定了考题范围，我们全部掌握了。再比如在公司里做事，老板或者客户提出一个什么要求，你把它实现。 第二类成功，则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标准，甚至根本就没有先例，你无中生有非要做这么一件事，而且还做成了。这是创业者和企业家的成功。你发明一个新产品，甚至开创一个新领域，一旦做成，你可以给后来的人制定标准。如果你取得了这第二类成功，你就可以雇用一些“第一类成功人士”，给他们提各种要求，比如你认为现在社会风气太差，你甚至可以要求员工必须孝顺父母。
外在动力其实就是人对各种刺激的被动反应，如果别人怎么刺激你就怎么反应，那你就是一个高度可预测的人，与机器人无异！内在动力才真正体现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之所以这么干不是因为谁刺激我，而纯粹是因为我就想这么干。
为什么英雄是自由的？因为一个人一旦有了使命感，就有了最彻底的主人翁精神，你就不用管他，也管不住他了。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越来越像螺丝钉，越来越不自由。
现代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不是由现有的资本和劳务活动的扩张带来的，而是由创新带来的。
通常人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激励系统。哪种商品的需求大，它的价格就会高，生产者注意到这个价格信号，就会为了多赚钱而去多生产这种商品。刺激→反应，典型的俗人做法。 但是这种激励只能维持经济正常运转，而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前面诺贝尔奖得主证明过，创新才能带来增长。
什么是信息？根据克劳德·香农的信息理论，信息就是意外。你要测量一段话里有多少真正的信息，其实是看这段话给你带来多少意外。如果一切都是套话、废话，这段话就没有信息。程序员写好一段不含随机变量的程序，计算机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这段程序，计算机生成什么新信息没有？没有。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的所有要求细节都已经事先计划好，你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你贡献新信息了没有？没有。 别人制订计划的时候，已经把故事讲了一遍。只有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意外，你做了一些事先没有人想到的事，又或者根据自己的想法主动改变了计划，有所创新，你的故事才值得再讲一遍，你才算贡献了新的信息。你贡献了新的信息，世界因你而不同，历史才真的进步了。你不是英雄，谁是英雄？ 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我们制造的信息才会增加，整个经济的复杂度才会增加，才会有经济增长。没有规律的东西才是信息。不可预测的创新突破，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所以创新是不能命令和计划的
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有句名言：“如果我当初是通过问别人想要什么才去发明什么，他们只会告诉你他们想要跑得更快的马。
消费者是被动的，企业家是主动的！作
，吉尔德认为，对创新产品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需求刺激供给”，而是“供给创造新的需求”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学习。生产者在学习怎么能造得更便宜，消费者在学习新用法。这个过程中双方信息的交流、新信息的产生，才是最有价值的，而不仅仅在于造出多少东西。
只知道一味迎合别人的人办不了大事，真正的创新者不问别人想要什么，他们告诉别人应该要什么。
- 低水平企业家/贫民教育：用户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 2. 中间水平企业家/中产教育：我做最好的自己，等着用户选我。 3. 英雄企业家/上层教育：我替用户决定。
由家庭出身决定教育水平，再由教育水平决定职位高低，只知道自己的小小领域，设定是什么性格就永远是什么性格，别人怎么安排就怎么做，不需要自由意志的职业，应该全都交给机器人。 在机器人时代，有智识、有勇气、追求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人。这才是人战胜机器的根本。
那么可怕，最后一篇文章就讨论这个局面：人的最
那么可怕，最后一篇文章就讨论这个局面：人的最重要角
人的最重要角色将不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 最终，世界面临两条路：如果人永远比机器厉害，那么我们这里说的英雄主义和“供给派经济学”就是好使的，资本主义就可以继续存在；如果人就是不如机器，那么我们就得依赖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介绍的“需求派”经济学，这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必将实现。
，“百度预测”，目前提供针对世界杯、城市、景点和高考四大项目的预测
Silver 2012年出了本书，The Signal and the Noise（中译本《信号与噪声》），谈预测的学问。
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说拿破仑之所以在滑铁卢战败是因为他穿了紧身裤。紧身裤导致拿破仑得了痔疮。痔疮导致他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未能居中指挥……这就是连锁反应
复杂系统，是可能出“黑天鹅”的系统。
塔勒布认为时不时出点小事其实是可以锻炼人的——你如果一味追求人为的稳定，最后反而可能会让整个系统变得脆弱，一旦维持不了稳定就会出大事。
那么高考是个简单系统还是复杂系统？当然是简单系统！搞预测的人最怕黑天鹅，高考出题者更怕黑天鹅。高考的任务并不是探索先进文化，而是给大学招生。这个任务甚至不是给最好的大学招天才学生，而是给全国所有大学招各种水平的学生
出题者必须让所有人都能有所发挥。
不能考太深，不能考太广，出题者还剩下多少选择？在出题者和考生之间只有单向关系，出题者不需要什么反馈，更不需要正反馈！他们要确保那些稍微聪明一点用功一点的孩子都能考上，把偶然因素降到最低。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道标新立异的作文题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响，他们决不允许任何事故出现。他们完全不指望用高考题促进社会进步，也不打算通过出题让自己青史留名。他们的使命就是给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一点确定性。 所以他们必然诉诸俗套。俗套最安全。数据分析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
那么面对一道俗套的作文题，你应该怎么写作文呢？答案是写俗套的作文
你知道阅卷老师读完一份作文并且给出评分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吗？10分钟？5分钟？2分钟？答案是新手50秒，老手34秒！
。超人、蜘蛛人、蝙蝠侠、钢铁侠，好莱坞为什么翻来覆去总拍这些老超级英雄的故事？难道不应该经常推陈出新吗？因为这些人物的故事好使。这是一项完全成熟的业务，观众知道自己花钱买票能得到什么，好莱坞也知道这么拍一定会获得稳定的回报
。一个电影的投资规模越大，它的剧情就越俗套，大制作常常甚至干脆重拍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故事，因为大投入要求更小的风险。 俗套好使！所以越流行的东西常常越俗套，
是如果把这个锤子精神用在准备考试上，那是最好不过了——只不过你需要掌握的不是一把，而是六把锤子——有了这六
是如果把这个锤子精神用在准备考试上，那是最好不过了——只不过你需要掌握的不是一把，而是六把锤子——有了这六把锤子就可以对付几乎所有的高考钉子。
百度只要把海量的作文都用这种方法分析一遍，就得到了各种不同主题的出现总概率。更进一步，再结合年度风云搜索信息和当年的热点新闻信息，就可以判断现在最流行的作文主题是什么了。
出题者怎么办？他们必须打破俗套，发明全新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数据分析带来了社会进步。
一个好使的主题会因为有太多人使用而变得不再好使，人们被迫发明新主题，但新主题也将会变得不好使。 这都是互联网和数据分析带来的。整个过程的节奏可能会越来越快。历史必然加速前进，直到……
结果华尔街就永远需要新模型，而且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容易赚钱。这是一场军备竞赛。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
尺度思维的一个要点在于，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
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
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正如《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但一个重要因素是女人的停经。一般动物过了生殖年龄就会死亡，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基因传下去生命就完成了。而女人却可以在中年停经，并且继续生活很久。要知道生育是一种极大的风险，停经显然是对女人的一种保护，使得她们可以一直活到老年，来完成传递知识的任务。
隐性排卵和隐性交媾。为什么女人没有发情期，
隐性排卵和隐性交
隐性排卵和隐性交媾。为什么女人没有发情期，排卵没有征兆，
如果排卵和交媾都是公开的，一旦有个女人正好处在发情期，男人们看到她（照抄此书用词）“肿胀鲜艳的阴部”，势必彼此争斗来夺取这稍纵即逝的交配机会。一个这样的社群无法进行有效率的合作，可见人的性生理是多么重要的硬条件。
因为技术进步已经使得地理差异变得不再重要。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点硬条件。技术再加上全球合作，也许未来终究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他说你们不要困扰于自己生活中那点小事，应该没事多往天上看，想想宇宙之大。考虑大尺度问题的确有利于忽略小尺度的事情，
Bloch说，机关枪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步兵和骑兵战术彻底过时——有了机关枪，士兵们只能在战壕里作战，因为他的计算表明，一个战壕里的士兵比地面上的士兵有四倍的优势。这样步步为营的壕沟战会让快速推进成为不可能，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攻打另一个强国都不可能速战速决，所以未来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消耗战。这样长久的战争会迫使参战国投入百倍于传统战争的兵力，拖垮参战国的经济，引发其国内动荡甚至革命，所以没有哪个大国会愚蠢到在机关枪时代发动战争，于是结论就是机关枪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
Bloch说，机关枪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步兵和骑兵战术彻底过时——有了机关枪，士兵们只能在战壕里作战，因为他的计算表明，一个战壕里的士兵比地面上的士兵有四倍的优势。这样步步为营的壕沟战会让快速推进成为不可能，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攻打另一个强国都不可能速战速决，所以未来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消耗战。这样长久的战争会迫使参战国投入百倍于传统战争的兵力，拖垮参战国的经济，引发其国内动荡甚至革命，所以没有哪个大国会愚蠢到在机关枪时代发动战争，于是结论就是机关枪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事实证明除了和平，其他方面Bloch都说对了。
。军队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排兵布阵，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欧洲战场上的将领们才意识到机关枪的确是一种防守性，而不是进攻性武器，而且打仗的时候的确应该待在战壕里。即便是这样，机关枪也没有带来最终和平，因为坦克出现了
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很弱，我们的角色不是技术的主人，而是“技术的父母”，乃至于“技术的生殖器官”。即便如此，技术仍然是个好东西，它的大势总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古代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以至于可以养活一帮（像有人说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专门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所以会有轴心时代，是因为当时大规模灌溉技术出现，古代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以至于可以养活一帮（像有人说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专门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之所以会有轴心时代，是因为当时大规模灌溉技术出现，古代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以至于可以养活一帮（像有人说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专门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是由新技术的出现引发的。人类必须首先发明文字书写系统，才能把法律写下来，才能谈得上司法公正；是标准化货币的铸造使得贸易流通更广泛，鼓励了经商乃至形成自由的思想；1494年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使得欧洲的公司第一次可以处理复杂的业务，直接开启了威尼斯的银行业，乃至全球化的经济；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使得欧洲基督徒第一次有机会摆脱教堂，直接阅读圣经，形成自己的理解，最终引爆了宗教改革。
技术不但改变历史，而且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比如地图和钟表的出现就带给我们抽象思维的能力。
技术甚至改变人的基因。人
人基本上控制不了技术。
如果我们考察几个大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各个古文明，会发现尽管它们之间因为缺少交流而进步的先后不一致，但其技术发展路线图却是相同的。先有石器，然后才能学会控制火，然后才能出现刀，然后才有染料、渔具、石像和缝纫技术
在技术进步的任何阶段，都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研发什么。技术不听我们的，我们得听技术的。
人不能控制技术的另一个证据是，一项技术如果到了“该出来”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出来。
在外行眼中科技突破都是由英雄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做出来的，而事实则是就算你把这个科学家杀了，别的科学家也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技术不仅仅是被人类需求或者人类天才创造的推动，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推动
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孕育新的技术突破，整个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自组织和正反馈过程。有了文字就会有书，有了书就会有图书馆。有了电力就会有电话，有了电话就会有互联网。有了图书馆和互联网，就会有互联网上的图书馆，维基百科就不可避免。任何正反馈过程都会导致演化加速，而技术进步正是加速进行的
。第一，你必须先研发出来某种特定的技术，才能去做某些事情。第二，你不必担心自己够不够聪明，只要你的经济达到相应的程度，该出来的技术就一定会出来。第三，你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该出来”，它们的种类和次序都是设定好了的。借用前Google研究员吴军的话，技术革命就如同大潮，我们只不过是弄潮儿，而我们中的幸运者将处在浪潮之巅。
因为很多技术就算出来了，我们也很难立即看到它真正的影响。当初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他设想的最重要功能是播放有声书，怎么也没想到录音技术的最大用武之地居然是在音乐市场。
学英语不是一个修身养性的长期活动，要争取在短期内突破。
我儿子才五岁根本不会打字，但是他能在YouTube使用语音搜索到任何想看的动画片，
有过实习经历倒是可以把面试机会增加14%。所以最佳策略是读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大三暑假出去实习三个月。
学术搜索，对应的入口是Google Scholar和百度学术，其提供的一切搜索结果都来自论文。
查数据，是极客的膝跳反应。
“大数据”现在是个很流行的词，但是中国别说数据挖掘，哪怕仅仅是能自行寻找和阅读数据，会拿数据说话的人，都还不够多。
查数据，是极客的膝跳反应
杨振宁自从82岁跟翁帆结婚以后就经常查阅年龄统计来判断自己还能活多少年
第三个功夫是主动采集和分析数据
现在极客们有个时髦的活动是量化自我。
睡了多长时间觉，走了多少步，去了哪里，燃烧了多少卡路里。
这些数据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监督自己，乃至改进自己。
《奇特的一生》一书中的时间管理传奇人物柳比歇夫获得高效率的办法，就是严格记录自己在每一件事上所花的时间，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看看自己到底能干些什么。也就是说，量化自我的目的是成为自己生活的科学家：测量、处理、实验、再测量，直到取得理想结果。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想赢，一种人想赢得争论——他们从来都不是同一种人。
争论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把对方全面贬低。这不是切磋武艺，这是打仗。
如果你的目的是否定某个人主张的一件事，你最好先否定这个人；你要想否定这个人，又只需列举他做的某个小小的坏事。
。中国传统上常常认为做事的动机比结果重要得多，尤其是大事，讲究“论心不论事”。人们非常同情悲壮的英雄，甚至认为他比成功者更值得尊敬。
文人写文章经常如此，往往明明是非常差的局面，他一说反而升华了。我们看官方媒体的国内灾难报道，也深得此法。哪怕事情再坏，也要突出强调我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特别要好好表现几个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给人感觉我们损失的仅仅是一点点物质财富，收获的却是无限的精神财富。
比烂不能跟对手比，他不配。必须找个历史上公认的牛人比，拿大人物找回面子。多知道点古今中外的名人逸事，在这时能用上。
住这个错误把他一棍子打死了。整个回
1）列举事实证据，暗示对方能力不行
）如果比不过事实，比境界
3）你别说我如何如何
3）你别说我如何如何不堪，著名英雄xxx也曾经如此不堪
不足与语，请勿复言。
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使用贝叶斯定理做了很多很多事：破解了二战时德军密码、预测了俄罗斯潜艇的位置、判断申请贷款者的信用……
而贝叶斯定理的精神在于，既然无法得到全面的信息，我们就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一个
而贝叶斯定理的精神在于，既然无法得到全面的信息，我们就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一个更好的判断。
如果我的信念值从15%变成22%，那就说明第一，我这个人听劝，有利证据进来了，我的确调高了我的信念值；第二，我这个人稳重，没有听到一个证据就立即发生世界观的彻底改变，过去不怎么信，现在还是不怎么信。听劝又稳重，既做到了开张圣听，也没有妄自菲薄，古代对贤人的要求也不过如此吧？
。正确的态度是不断根据新的事实来调整自己的观点。 观点随事实改变，有胆有识，这就是贝叶斯定理的伟大原则。
男人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其实危机不是男人到了中年，而是他们的妻子到了中年。调查表明那些有年轻妻子的中年男人就没有危机。
漂亮的人更容易生女儿这件事居然是真的。
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基因显然更有利于男孩，而这一点是有数据支持的。调查表明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后代中，男孩和女孩的比率是58％对42％，也就是说每140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
人类中女人必然越来越漂亮，事实上的确大家都同意女人通常比男人漂亮。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一夫多妻。进化心理学认为一夫多妻是最自然的社会形态，女人为了下一代，宁可跟富人一夫多妻，也不愿意跟穷人一夫一妻。实际上几乎所有社会都是一夫多妻
但一夫一妻对男人有利。
所以实行一夫一妻并不是为了解放妇女，而是为了大多数男人的权益。为了社会的和平稳定，男人之间达成协议平分女人资源，尽管这么做牺牲了部分女人的利益。
科学家发现存在这么一个基因，它使得携带这个基因的人，不分男女，都比普通人更愿意与男人发生性行为。
科学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固定的知识，而在于获得这些知识的研究方法。
哈勃的观测发现宇宙正在膨胀，这意味着之前它必定有一个开始的时刻——那也可以被视为时间的开始。
——所以《时间简史》其实是一本已经过时了的科普读物。这令人费解它为什么仍然是畅销书排行榜上最靠前的科普读物。事实上，霍金本人早就出了一本更新的科普书，《大设计》，足以完全取代《时间简史》，可是人们还是更爱买《时间简史》。
我们每个人都正在被数字化。网上书店会根据你以往买书的记录向你推荐你可能感兴趣的书，这个算法的准确性可以超过任何专家或朋友
被淘汰了。马，是汽车这种新技术的牺牲品。现在又有一种新技术，叫作自动行驶汽车。而司机，将是这种新技术的牺牲品。
自动驾驶系统不但能够取代人类司机，而且应该取代人类司机。鉴于高达93%的碰撞事故都是人的原因导致，采用智能车可以大大减少交通事故。不但如此，既然人工智能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汽车，公路上两辆车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在高速状态下保持得更近，从而大大缓解交通拥挤。也许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让人开车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
因为技术进步淘汰旧职业的同时也在创造新职业。
翻译将是另一个濒危职业
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是提高生产率，也就是每个工人每小时能够创造的产值，而不是就业人数的增加。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状况就是，财富是被少数人通过操纵资本、机器设备和软件创造出来。
现在生产率提高了，根本不需要花钱请那么多人来工作，机器就可以干这些事情——而机器在我手里。
超级明星是赢家，第二名及其他所有人都是输家。刘翔最火的时候，所有要用到体育明星的广告都想找刘翔。对比之下，也许史冬鹏的速度可以达到刘翔的99%，但他能接到的广告个数？0。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可以把超级明星生产的产品无限放大，把普通市场变成胜者通吃的市场。
首先，现在人工智能的长项是模式识别这样相对比较重复的工作，而机器还不擅长的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感和创造性。对此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学点艺术，学点创新，学点领导力，学点企业家精神。 其次，与其跟机器竞争，不如带着机器一起跟别人竞争，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利用机器的人。 最后，既然第二名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开辟各种细分市场，在一个新的小领域内当第一名。这其实是个“不占一帅就占一怪”的策略
有句谚语说，“如果马有投票权，世界上不会有汽车”。而事实是就算马有投票权，它们还是会被汽车淘汰。生产力进步不可违。
也许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工智能的朋友。
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用搜索引擎得到想要的信息，知识本身就不再值钱了。注意不值钱不等于不重要——空气不值钱但是很重要——你必须有知识，但是你不能单靠有知识获得财富。这个时代的知识价值在于主动搜集和整理知识的能力。
钱。机器人会的所有东西，都是跟人学的。写报告也好，提建议也好，诊断病情也好，机器人的能耐在于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找到规律，然后把这个规
写报告也好，提建议也好，诊断病情也好，机器人的能耐在于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找到规律，然后把这个规律用于新的事情。机器人，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
当我们怀念教过自己的老师，相处过的同事，记忆里剩下的往往并不是这个人的业务能力有多强，而是他给我们的精神触动。
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手机时代之后，未来十年，将开启人工智能时代，或者至少是初级阶段：认知计算时代。“华生”一旦普及，职场将天翻地覆。
据说李政道每天都要算点东西锻炼身体，如果实在没什么可算的，他就算两个积分。对理工科的人来说，算积分本是一个拳不离手的手艺
他认为吊着钢丝背对一片空白的幕布做各种假装的动作不是一个艺术家该做的事情，他“感觉自己似乎已成为电脑的工具和傀儡”。 等到多年后《阿凡达》出来了，六小龄童宣布要拍3D版《美猴王》，不知道他是否做好了当工具和傀儡的准备。
对着空气挥舞一根不存在的金箍棒不但不愚蠢，而且也是一门手艺。
P2P，换句话说就是网民到网民的技术，盗版文件在网民的个人电脑之间互相传递，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中央服务器。现在人们常用的迅雷、电驴、BT等下载工具，就都是基于P2P的。迅雷背后至少还有个公司，而电驴和BT根本就不属于任何公司。这种下载方式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人们自由下载，随意分享，既不打算赚谁的钱，也不用被谁管。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关谁的电脑呢？
去中心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分权体
去中心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分权体制，
去中心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分权体制，显然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时代也有类似的特点。到了现代，政府和公司往往是集权的，去中心化反而不太容易被人理解。
这些法国投资者都有很好的商业头脑，他们非常热衷于美国人搞的新东西，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一直问Garrison一个问题：谁是互联网的主席？
把去中心化组织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某个共同的理念或者需求。
并没有统一的发展计划，最好的主意往往来自第一线而不是来自中央。这使得去中心化组织能快速演化，有时候成长的速度极其惊人。
弱点：你很难通过这样的组织赚大钱。分权的产业利润低，只有集权才能获得高利润。
这也同时说明去中心化的组织干不了太大的事儿。自由软件社区是去中心化的，如果你像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始人Richard Stallman一样只使用自由软件，你的确获得了自由，而完全不用担心被谁监视。可是自由软件很不好用！好不容易装个Linux操作系统，使用过程中还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比特币交易平台资质不一；维基百科内容质量饱受诟病；就连看个电影，用BT下盗版还不如直接交钱给视频网站方便。面对这些麻烦，更多的人宁可放弃一点自由选择集权的大公司。
恐怖组织是去中心化的。他们干不了统治国家这样的大事，甚至也根本不可能分裂国家，但是他们干的“小事”就足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麻烦了
第一个策略是改变环境。既然你们是靠一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我就让你这个意识形态没有市场。
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些反恐措施，包括在南疆实行免费高中教育，确保每家至少有一人就业之类，
第二个策略是先把海星变成蜘蛛再杀。
利益可以使分权组织变得集权，但把这个规律用在反恐上恐怕不太合适，谁也不想等待恐怖组织做大。
第三个策略是把自己去中心化。这并不是非得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而是要借鉴去中心化组织的分布式智力和灵活多变的特点。
前线士兵在作战中总结了一套第一手经验。这些经验“像中学生传阅色情杂志一样”在官兵中私下流传，最后还是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并被整理出来
H上校的种种措施包括要求手下必须尊重当地人。他说如果你不尊重一个伊拉克人，你就是在为敌人工作。 一个叫乔治的士兵贡献了一条经验。他说美军应该留胡子。因为他发现伊拉克人喜欢留胡子的人，他们很难相信没胡子的人。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密切联系群众”吗
既然市场这么好，为什么还必须要有公司？为什么不让个人自己进行价值交换，非得要有等级制、讲纪律的组织？科斯的答案是，这是因为交易成本。只要人数稍微多一点，让这些人通过讨价还价互相之间达成协议再去合作一件事情，都意味着极大的交易成本，远不如找个管理人员直接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成立组织、建立上下级关系、制定纪律，这些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可是任何组织机构一旦成立，它自身的生存就成了它的第一目的，机构会自我保护，领导会把保住权力作为首要任务。这样一来，组织越大其管理费用就越高，交易成本不成比例地增加，办公室政治和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组织变得越来越僵化。大公司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往往不如小公司，就是这个道理。
谢家华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为
谢家华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为
谢家华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为
谢家华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一个城市越来越大，这个城市的人均创新会增加，可是当一个公司越来越大，这个公司的人均创新反而会减少？
谢家华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一个城市越来越大，这个城市的人均创新会增加，可是当一个公司越来越大，这个公司的人均创新反而会减少？ 这是因为在城市里人和商业都是自发组织的，而在公司里你得听命于上级。
换句话说城市是个市场机制。
换句话说城市是个市场机制。 既然如此，解决大公司问题的出路就是效法城市！在公司内部实行分权，让下属部门能够自治，甚至一直分权到最基层员工。
互联网时代使得分权的组织形式变得越来越容易，比如几年前有本书叫Here Comes Everybody（中文版《人人时代》，又叫《未来是湿的》），就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尝试。
合弄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以工作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
但是公司必须有目的。组织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而不是为了组织中的人员自己服务。合弄制要求组织中的每个人都
合弄制则是工作职责固定，把人往工作上分。每个圈有一个“链长（Lead Link）”，这是一个具体的人。链长对自己圈的工作没有决定权，他唯一的权力是往自己圈里的角色中放人。他可以在全公司范围内邀请任何人来填充角色，并且有权在认为一个人没有做好自己角色的时候将其从角色上踢出。所有圈里的重大决策都由这个圈里所有角色参加的管治会议民主讨论决定。而在日常工作中，每个人则根据自己的角色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命令你干什么。你根据自己的角色的职责和权力自己决定干什么。
合弄制的一个妙处在于每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不同的角色！你可以是某个高层圈的链长，又同时是某几个低层圈的普通角色。个人并没有固定的职称
但合弄制的主题思想是让更多的人负责，是分权。
没有捕食者的鱼池中的孔雀鱼多有漂亮多彩的花纹，而那些生活在有捕食者的鱼池中的孔雀鱼都长得非常平庸，没什么色彩，身上的纹路也与池塘底部的石头相一致，就好像为了自我保护故意长成这样似的。
从外人眼光看来，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文艺青年，长有彩色花纹的雄鱼更容易获得交配机会；而如果连生存都受到威胁，那还是低调点好。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你最好还是什么样的后代都随便生一点。
遗传算法的进化过程是这样的。你要把所有可能的策略都用数字编码表示。 1. 首先随机生成200个策略，当做200个生物。这些策略可能是非常愚蠢的，也许一动就撞墙，但是别管那么多，进化的要点是人完全不参与设计。 2. 计算这200个生物的适应度——也就是说，用很多个有不同垃圾布局的游戏去测试这些生物，看最后哪些生物的得分更高。 3. 把适应度高的生物选出来，让它们两两随机配对——适应度越高的生物获得的交配机会也越多——以此来生育下一代。每一个孩子，都从其父母各获得一半基因，而且别忘了变异，也就是给每个孩子随机地再改变几个基因。这样得到下一代又是200个生物。 4. 对新一代的生物重复第2步。 这样过了一千代之后，你得到了200个非常优秀的策略生物。其中最牛的策略做到了什么程度？在缺乏全局视角的情况下，它居然能让机器人自动从外围绕着圈往里走，从而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遍历更多的房间。
如果我们把面对每种具体情况采取的动作作为其所在策略的一个基因，最佳策略的最惊人之处还不在于这个策略中某个具体基因特别高明，而在于它的这些基因之间的配合。有一个基因居然会做出反直觉的事情——在自己当前房间有易拉罐的时候不捡——而这是为了配合别的基因，给未来的行动路线做一个标记！
让人设计一个基因也许容易，可是让人设计出不同的基因相互配合，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甚至很难想明白为什么这么配合对适应度有好处。遗传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很多实际领域。工程师经常用遗传算法进化出来一个新的设计，比如说一个有怪异形状的天线，它非常好使，可是人类工程师解释不了它为什么好使！
进化出来的东西比设计出来的东西更厉害。你既不知道未来环境会怎么变化，也没有那个智能去设计，所以与其操心给什么东西指引方向，还不如坐等进化的惊喜。
进化竟可以被视为一种创新手段。事实上，进化也许是实现大规模创新的唯一手段。想想如果采用遗传算法来促进中国在某一领域的创新，先随机生成200个小公司……是一种什么景象。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任何人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立即付诸实施，而不必向上级请示，更不必等着上级指导。
第一，随机变异。任何人开公司都是冒险，而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好处是你可以拿别人的钱冒险。没有人知道哪个方向肯定对，但如果所有方向上都有人尝试，最后该出来的好东西必然能出来。 第二，自由交配。双性繁殖是生物进化
市场经济，深得生物进化之道。
好东西要互相结合来产生更好的东西。乔布斯说苹果的DNA就是从来不单靠技术，而是让技术跟人文艺术结合。实际上大部分所谓新发明都是把旧的想法连接起来。这里关键还在于，有些东西你单独看它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一旦与别的东西结合就不得了。
第三，无情淘汰。如果环境永远不变，我们绝不可能看到这么多新物种；而当环境改变，我们欢呼新物种出现的时候，别忘了有无数旧的物种因为适应不了这个改变而被淘汰了
想生就生，该死就死
但是中国经济的成绩比纯自由市场经济还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可能在于“知道”。当前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起点落后。如果你落后于人，最大的好处是你“知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根本不需要自己尝试，把别人已经证明好使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这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一帮小公司瞎搞，而是国家直接组建大公司，集中力量办大事。你的任务仅仅是模仿和做大，创新是别人的事。
但是中国经济的成绩比纯自由市场经济还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可能在于“知道”。当前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起点落后。如果你落后于人，最大的好处是你“知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根本不需要自己尝试，把别人已经证明好使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这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一帮小公司瞎搞，而是国家直接组建大公司，集中力量办大事。你的任务仅仅是模仿和做大，创新是别人的事。 但是当你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自己搞点创新，甚至决心当领先者的时候，也许你还得效法进化搞自由市场。
在局面很不错的情况下没有人真的喜欢改变。
效法进化，这个智慧是随便尝试，等东西出来以后让市场选择，而不是让某个政府部门先行选择，因为也许你眼中的某个坏东西将来跟别的东西结合以后恰恰能产生特别好的东西。
在互联网界，这个智慧叫作“先发表后过滤”。你怎么可以仅仅因为自己觉得它可能会造成伤害就禁止它出现，为什么不等它已经造成了伤害再行动呢？
因为中国长期落后，有关部门很爱说一句话：我们搞对外开放是让好东西进来，对于坏东西就必须把它挡在门外。可是你凭什么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资本家运营一个企业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到手之后他并不是全都自己享受，而是把其中一部分投资出去搞扩大再生产，比如买机器和雇佣更多的工人。
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现在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
。攒钱，而不是追求使用价值，其实是一种恶心的病态行为！
凯恩斯说人不应该为钱而工作。攒钱，而不是追求使用价值，其实是一种恶心的病态行为！
第一，产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剩余利润。增加私人投资已经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应该靠消费带来增长。 第二，为扩大消费，应该搞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增加社会福利。 第三，投资应该社会化。决定一个项目是否上马，不应该只看其能带来多少利润，而应该全社会一起评估它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要追求使用价值。 第四，花钱是道德的，消费文化是个好东西。
更进一步，Livingston提出一个有点惊世骇俗的观点：消费其实比工作更好。不过我必须给他补充一点，他这里说的工作是纯粹以挣钱为目的的工作。人工作是为了追求交换价值，而消费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衣服买回来立即失去交换价值，买衣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别人对自己的认同——凭这一点消费就比工作光荣：为增加社会效益而牺牲自己的金钱！从只知道赚钱养家的工人变成一个消费者，这其实是对人的提升。她开始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就这个机制，就足以给整个社会增加爱心。我们消费，在很多情况下纯粹是出于精神上的追求。往大了说就是追求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这是灵魂的升华。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广告泛滥、消费文化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有同情心。
在我看来，所谓“消费文化”，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普通人”的一次进步。过去无论文化、科学、艺术还是政治进步大多是精英推动的，升斗小民整天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奔忙对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说的。普通人在原始社会是奴隶，在封建专制社会是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换句话说都是给人干活的角色。而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给普通人带来一个新角色：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普通人不必被压迫就有话可说。他们不再仅仅作为劳动力被社会选择，他们也做选择。他们的喜好决定哪种艺术能够流行、哪种科技能够壮大，以及哪个精英能变富豪。他们变得有思想有个性，他们追求能取得别人认同的使用价值，并因此把同情心用于推动社会进步。 也许消费文化还时不时表现得比较庸俗，也许消费者泛滥的同情心还时不时把政策搞坏，但是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只要有“more”——更多的物质、教育和休闲时间，世界必将进化到人人都是贵族的一天。消费文化，才是真正的“庶民的胜利”。
最简单经济学的五个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