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泽东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毛泽东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全面内战的第一年。这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

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

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改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

由于整个冬天都生活在陕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毛泽东的身体感到有些不适，斯大林邀请他去莫斯科进行治疗，毛谢绝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接受斯大林的邀请，他至少要离开中国几周的时间，但这正是国内战争要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是共产党第一次想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总之，毛泽东有理由怀疑斯大林的这一邀请潜在的动机。

国民党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的道路，也意味着国共双方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　　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军队全面投降，还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等。

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这个时候，毛还不是党的任何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主席。果然，在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样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

周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视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为一种天然优势。

周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视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为一种天然优势。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规模的农场，实行规模经营，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因为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被破坏。

谈到党员的行为时，邓小平提到他曾经反复批评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的习气和骄傲自满的情绪。

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做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

最高明的是，针对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个人的“个人崇拜”，他在演说中替毛泽东做了辩护。他指出，党所通过的禁止对任何个人“歌功颂德”的决议，提案人正是毛泽东。

自满。最高明的是，针对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个人的“个人崇拜”，他在演说中替毛泽东做了辩护。他指出，党所通过的禁止对任何个人“歌功颂德”的决议，提案人正是毛泽东。

最初提议做这种修改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他从来不对毛泽东表示特别尊敬）。

鼓励百花齐放的正是毛泽东。他当时希望中国经济进步，并且希望中国的党外知识分子能够积极参与经济建设。他认为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能够鼓励党外人士参与，将会更为有效。

有的马上被宣判，有的是在几周或几个月后被宣判的。　　对绝大多数人的宣判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知名女作家丁玲因为与中宣部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被遣送到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反映组织部中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文章，被发配到了新疆。在此后的20多年当中，他们都没有回过北京。　　后来，邓小平提拔王蒙当了文化部长。　　

整个“百花齐放”的结果是负面的，造成人才的大量浪费。它终结了已经持续40多年的新文学与艺术时代。它还让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第一，确定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知识分子；第二，确定中共八大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伍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　　而代之以主要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　　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 　　的混乱，以及混乱后灾难性的后果。“大跃进” 　　是在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开始的。“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种显着的效果。“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

当他发现他无法说服别人接受他的建议时，或是判断他的说服行动不会成功时，他干脆先采取行动，然后再报告。毛泽东在对日作战期间，就是鼓励他的军事指挥官们这样做，甚至允许他们不报告就采取行动。

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就犯了一些“错误和缺点”。但他当时

更加确信，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都必须具备

第一个因素，在1955年之前就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提供了依据。

在经过反复思索后，他更加确信，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都必须具备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被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

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

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这两个错误都让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地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接管了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这段时间，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来，到1958年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最基层的广大群众。

公社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符合毛的思想。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他坚信，这样做是为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奠定基础。

由于大炼钢铁运动进行的时候，正好是华北农村地区的秋收季节，因此造成了农忙最紧要的关头缺少劳动力，以致有些田里的作物没有人收割。大炼钢铁运动也没有炼出任何有用的钢和铁。

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做重大的改变，并且坚持认为，组织动员的手段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由于毛和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党内的统一和团结被打破了，并造成了一种谁提意见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他一向以平常心对待毛泽东，并没有特意去巴结他。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不是很融洽。1959年，他又在一项重要政策上和毛泽东发生争执，这个政策就是军队的性质问题。

1958年秋至1959年春，彭德怀通过视察部分农村地区，同农民和地方干部面对面地谈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大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

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到“大跃进”

毛以讥讽的口气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

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他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除了25年来一直担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没有人在会上替彭德怀辩护。刚在4个月前接替毛泽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尤其猛烈攻击彭德怀。　　彭德怀所受的羞辱，在9月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画下句点。林彪和其他人对他发起猛烈的批判，指责他是“军事俱乐部” 　　头头，并且解除他国防部长的职务。他虽然被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但不久就不能再参加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　　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也被没收，迁居到北京西郊的一栋空房子。　　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并且很快把军队变成可以供他自己使用的政治工具。

按照他所理解的毛泽东所希望的，

把毛泽东的思想列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唯一的课程；

毛泽东对林彪这些行动的反应和林彪所期待的一样。1963年12月，毛泽东号召全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政府和党的各级部门都要像部队一样，成立政治部。这使得林彪得以开始改变党和军方的传统关系，也就是党指挥枪的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开始逐渐脱离党的监督。

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年底，死于饥荒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人。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也就是完全因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都要严重得多。其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　　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有关这一时期的出生和死亡率、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在目前，官方文件也很少提到“大跃进”的情况，甚至也很少有小说及文艺作品

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始终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采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都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美国确实承诺过要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苏联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1958年8月中国人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出现了危机。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这样说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

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大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竟然敢于声称，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

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

从1958年秋天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大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中苏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

他要惩罚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擅自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大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信给毛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经串通起来，准备对中国的事务进行干涉。实际上，并没有赫鲁晓夫和彭德怀阴谋串通的确切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也不符合彭的性格。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骂毛是“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者”，并且说毛和斯大林一样狂妄自大，

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邓小平本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在1958年到1962年之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59年10月，他还很热心地在文章中称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

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

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党员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太过薄弱；邓小平则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毛泽东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

而农民本身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不能太倚赖农民们来纠正地方干部的行为。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策划、发动的，他对这场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人。

它还是一场“为了革命而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之所以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很明显的目的。首先，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应该完全一样。

这也是他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他们就能创造出任何业绩和奇迹。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

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老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他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

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　　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并在制定生产目标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前往农村地区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受过次级培训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脚医生”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服务。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置要注重实用。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并且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夺回他认为的正在逐渐从他手中失落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感到很生气，因为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把邓小平所主持的书记处，形容成是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明白指出是邓小平本人“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他同时也对和他同辈的领导人缺乏革命热忱感到担忧。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发现，他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会接替他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毛泽东还是认为，林彪与其他人相比，包括周恩来在内，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是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毛泽东靠承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平息了周围人对他们婚姻的反对。

毛泽东是在遭遇一次政治挫败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连续两年，他一直急于在文艺界发动革命，希望革除掉文学艺术界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念，并彻底改变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他同时还要求谴责被他认为是在暗地里攻击他本人的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　　他尤其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的剧本。这个剧本的主角海瑞，是明代一名县官，他因为纠正地方上的不公平事件，而得罪地方权贵，被告到皇上面前，而被皇帝免掉官职。毛泽东认为这个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　　毛泽东发表一连串的声明，猛烈抨击以宣传部、文化部和教育部为代表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1964年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　　但有关单位并没有采取太多行动。吴

毛泽东愈来愈觉得不耐烦，最后决定把文化革命的全部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与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议历史学家吴晗。程上。　　这次会议是在1965年秋举行的，开了将近两个月。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并不多，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彭真在会上当面反对毛泽东。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因此是吴晗的顶头上司，他同时也是已经成立了一年的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　　他明确表示，“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即使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也应该受到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指出，他反对进行彻底改革。　　毛泽东含蓄地问道：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让各省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这次会议没有做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自从长征以来他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泽东的反应是躲到上海去。他和江青在当地有很好的政治关系，而且对他在当地的活动，远在北京的那些领导人也比较难以掌握。一到上海，他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泽东一到上海，就在上海的主要大报上推出一篇文章，猛烈攻击吴晗和他的剧本，并把那个剧本形容成是“毒草”（这是1957反右派运动的用语）。　　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上海的文艺评论家，以文章毒辣见称。林彪立即指示《解放军》

毛泽东的反应是把彭真召到上海。在上海，他很严厉地告诉他，他认为吴晗剧本中的英雄和反面人物就是影射彭德怀和他本人。所以，他现在就要对吴晗发动公开的批判。

毛泽东的反应是把彭真召到上海。在上海，他很严厉地告诉他，他认为吴晗剧本中的英雄和反面人物就是影射彭德怀和他本人。所以，他现在就要对吴晗发动公开的批判。　　但彭真并没有被吓住。

这篇《汇报提纲》提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并且再次重申彭真在秋季会议上当面反驳毛泽东的那句话，“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汇报提纲》在刘少奇召开的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并获得通过。然后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下发给全体党员。

在打败彭真和书记处后，毛泽东似乎应该返回北京了。但他却决定继续留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是刘、邓两人很不愿意，但却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毛泽东究竟是想要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或只是丢给他们一条绳子，要他们自缚手脚，这又是另外一个谜，而且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迎合毛的意见，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　　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和证据，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等人的破坏。通过各机构的军宣队，以及学校和大学的军代表，他们三人把由本该党委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和攻击。　　他们动员学生示威游行，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也不能例外。　　到了6月初，由“好”的（非资产阶级）阶级背景的学生组成的一队又一队的红卫兵，已经布满整个北京市，并开始和工作小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等人也展开积极行动。他们改组北京市委，并且派军宣传队接管了《人民日报》。　　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快就发现，他们所面临的这项动乱，是毛泽东最亲信的人发动的。因此他们前往杭州见毛泽东，请他做指示。但毛泽东只是建议他们，不要太过倚赖工作小组或把他们当作革命工具，其余的事情由他们自行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回到北京。途中，他在武汉游过将近一里宽的长江。虽然从照片上看起来，他其实是浮在水面上漂过长江，而不是真正游泳，但这对一位已经72岁的老人来说，毕竟是不简单的。在随后而来的宣传中，他被描述为像是超人一般。在陈伯达和其属下宣传人员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时候达到最顶峰。他开始被描述成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美术作品里，他的形象被画得比四周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月5日，在会议进行

8月5日，在会议进行

8月5日，在会议进行当中，毛泽东突然采取了一项很不寻常的举动，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

月5日，在会议进行当中，毛泽东突然采取了一项很不寻常的举动，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

月5日，在会议进行当中，毛泽东突然采取了一项很不寻常的举动，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

8月5日，在会议进行当中，毛泽东突然采取了一项很不寻常的举动，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　　

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支持。有一到两天时间，毛似乎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迅速做出反应，要求刘、邓做“自我检讨”。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小平在做出上述报告一周后，对自己做了自我批评，神情忧郁地念了他的检讨。其内容让人读了替他感到不平。由于他已经决定屈服，所以他放弃了一切反抗的念头，对自己做出自我谴责。他说，他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和林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以及陈伯达对他所做的所有指控。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林彪学习，因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最好，而且在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面“无人能比”。

邓小平说得如此夸张，一定让所有听到他做这次自我批评的人，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能感觉得出来，他是言不由衷的。事实上，他是故意选用对方批判他的语言，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是被迫这样做的。不管如何，这次经历一定令他感到万分痛苦。他不得不做出难堪的政治投降；同时也向那些盼望得到他支持的人宣布，他再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了。他正式否定了自己在过去几年当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时，他也给了他的敌人将来攻击时的借口。他毁掉了他身为总书记的一切权威。　　

但他同时明白表示，他很不满意他们两人，尤其是邓小平本人对他个人的态度：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

有组织地批刘、邓的运动，在1967年夏天达到最高潮。7月间，数以千计的红卫兵首次获准进入中南海，在他们的住宅内举行“批斗大会”，批斗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妻子，并且强迫他们的子女在一旁观看。　　

有组织地批刘、邓的运动，在1967年夏天达到最高潮。7月间，数以千计的红卫兵首次获准进入中南海，在他们的住宅内举行“批斗大会”，批斗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妻子，并且强迫他们的子女在一旁观看。　　在一次批斗大会上，邓小平被迫跪在地上，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势为“喷气式”。　　红卫兵们还高喊，应该给邓小平戴上帽子，拉到大街上游行示众。

刘少奇的命运要悲惨得多。1967年5月初，在毛泽东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少奇问题的“专案组”。　　这个小组的控制权很快就落入江青和康生手中。1968年10月，这个小组提出一个报告，把他说成是一个“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大约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省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待了八年。

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楼房的顶上跳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出事前，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第二，当有人大胆出面把摔落在水泥地上的邓朴方救起，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　　等到他最后被转送到一家外科医院时，已经无法挽救他腰部以下完全瘫痪的命运。出院后，他被送到北京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在这段时间内，他躺在床上，还得以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在被整整软禁了两年之后，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会南昌。

1969年10月20日，在被整整软禁了两年之后，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会南昌。这是林彪的一项阴谋，目的是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倒的一些老干部和几位老元帅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

而邓小平则从阅读他所带来的书籍中得到很大的慰藉。根据他的官方传记，在江西的这三年当中，他读了“大量马列着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着作”。　　从他后来回到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可以看出，这段生活经验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些讲话中充满对中国与外国历史的精辟见解，这是他以前的讲话中所没有的。

1969年夏天，也就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上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泽东开始对他失去耐心。　　因为

1969年夏天，也就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上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泽东开始对他失去耐心。　　因为林彪并未积极改造党和政府，而这是毛当时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林的野心是想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希望这个职位暂时空着。林还想干预外交事务。

毛泽东决定削减林彪的势力。第一步就是发起一个运动，打倒陈伯达。因为陈很轻率地就使自己成为林要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做出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面对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林彪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策划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1971年9月13日清晨，林彪所搭乘的一架军用飞机在外蒙古沙漠坠毁，他本人、他的妻子叶群、他的儿子，以及机上另外7个人全都死亡。

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必然更为稳固。

他在信中表示，他支持“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像林彪和陈伯达这些人的真实面目，他细数他在过去几年来与林、陈两人交手的经过，并且提到他自己经过一番磨炼后的心境。

从毛的角度看，让邓小平复出有很多好处：可以增加当时党政领导班子最缺乏的行政经验，可以争取到党内同志对他的好感，因为他这时非常希望再次建立起他在党内的良好声望。同时也可以替周恩来安排一位能干又忠诚的助手。

毛泽东的健康在这时候开始恶化。他患有帕金森综合症。1972年又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了。尽管这些讲话充满完全相左的论点，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在心理上，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他已经很少接见党内同志和家人。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主掌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声望，他的一句话就足以确立或推翻某项政策，造就或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想要成功地推动一件事情，必须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任何人想取得或保持政治权力，毛泽东是否支持也是成败关键。在决定什么人将在他死后担任什么职位的问题上，他也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健康检查中，他被发现患了胃癌。

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

因为林彪的背叛、逃亡与死亡，对他的心理和政治声望打击很大，

他本人就是“左”派，而且也一直自认为“左” 　　派。所以，周的反“左”口号一定会令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也对“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大字报与红卫兵，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林彪在位时，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掩没，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益于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剑英和李先念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们两人也是靠着附和毛泽东的某些见解，才逃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的。

从所担任的职位上看，邓小平的地位也不很安稳。　　身为副总理，他有权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下指示给各部部长，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但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无权参加任何党的高级别的会议。

接班人问题。刘少奇和林彪都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现在，他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可靠，政治生命又可以保持长久的人。周恩来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被列入考虑，而且毛泽东也认为他在政治上并不可靠。在激进派方面，康生年纪较大，体弱多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三个人除了搞党内斗争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才能。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外围找出一位或多位继承人选，相反，他采取了一项很出人意料的行动，充分显示出他这时候的做法实在相当任性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中共的领导圈内。王洪文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激进分子，当时只有38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而且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听说过他。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筹备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据说，他让王洪文在他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教导他了解最上层的政治艺术。

王洪文资质迟钝，个性懦弱。他很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他没有主见，每次江青要他对她的看法提出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江青的见解。他没有什么政治深度，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当年秋天，毛泽东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据推测，毛泽东把他们两人安排在一起，目的是要他们两人彼此试探对方，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及是否有可能共事。可惜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两人在这次联合视察时共处的情形，但邓小平后来说王洪文是“坐直升机”升上来的。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看法。

这次视察结束后，毛泽东问他们两人认为在他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状况？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会继续实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团结。邓小平比较精明，或是比较诚实，他回答说，军阀将再度出现，全国会陷入混乱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全国政治生活的控制。地方省委会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被革命委员会夺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一些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很多省份改组后的党委委员或书记。毛泽东希望用文人取代这些军人，大幅度降低军人在各级党委会所占的比例。他同时也希望打破中共11个军区司令员过去多年在地方上建立起来的势力。他也许想到了邓小平的预言：

在他死后，将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总之，毛泽东相当清楚，一出了北京，都是“枪杆子”在指挥党。

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

为了不让各军区的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丧失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泽东的策略相当成功。

而是借机宣示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

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

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

邓小平对这次纽约之行有何心得，并没有正式文件可以参考。但他一定对纽约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待过，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多次访问莫斯科，但这些经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纽约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

邓小平对这次纽约之行有何心得，并没有正式文件可以参考。但他一定对纽约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待过，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多次访问莫斯科，但这些经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纽约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纽约曼哈顿闹市区待了4天之后，他一定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必须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努力与奋斗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

早在1974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要再见面，并说江青多年来并未听从他的指示，同时也未研读他

早在1974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要再见面，并说江青多年来并未听从他的指示，同时也未研读他交给她的马克思、列宁及他自己的着作。

早在1974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要再见面，并说江青多年来并未听从他的指示，同时也未研读他交给她的马克思、列宁及他自己的着作。在7月间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伴的面，说他们是“四人帮”。　　结果，“四人帮”就此成了他们千古洗刷不掉的恶名。

他因为视力极度衰退而沮丧，同时也似乎已经发现，江青等人已经成为他的政治负担，而且负担愈来愈重。　　毛泽东不在北京，也表示周恩来有权力决定政治局何时开会，以及讨论些什么，同时，他也可以放手指挥政府的运作。这也表示，“四人帮”只能通过周恩来与毛泽东接触，或是特别大老远地跑去求见。　　这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吓坏了。　　因为这个消息只能解释为，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最有资格接替周恩来出任总理，而且，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

周恩来最早是在1965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的，

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泽东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

在第一次会议上，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邓小平批评“四人帮”滥用毛泽东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直接批评“四人帮”。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各种计划已经开始威胁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1966年，他同意做羞辱性的自我批评；现在，在1976年，他又被要求这样做（毛泽东通过叶剑英向他施压），但他坚决拒绝这样做。他也知道，如果他批评自己从1973年以来的任何作为，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一定会发生的政治斗争中，他一定非败不可。　　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小平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小平。邓小平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周恩来在1976年1月8日去世，邓小平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失势了两个多月，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做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泽东不信任的人有密切关系。他告诉毛泽东，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泽东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这些措辞都很谨慎。不管“四人帮”如何不服气，但他们确实无法批评周恩来的做人态度。

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泽东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泽东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如果

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泽东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泽东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

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

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是“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泽东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泽东的指示。邓没有躲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

邓小平反对“四人帮” 　　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在2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说，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邓小平反对“四人帮” 　　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在2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说，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的行动打破。

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一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　　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示威，表达对周恩来的支持。

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天安门事件”，并使邓小平的政治地位退回到1969年的状况。

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小平后来宣称，这个事件削弱了“四人帮”的力量，使得舆论更加反对“四人帮”。

这次事件反而驱使华国锋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这项行动进行得很秘密，以至于在当年整个夏天里，江青和她的“四人帮”同党一直不知道邓小平竟躲到哪儿去了。

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天里，叶剑英一直扮演着反抗“四人帮” 　　运动先锋的角色。

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准备接受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他们提出几项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毛远新保管他叔叔所有的私人文件；由江青出任党主席。“四人帮”的这些要求，全都在正式表决时，一一被否决，或是决议交付研究。

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准备接受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他们提出几项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毛远新保管他叔叔所有的私人文件；由江青出任党主席。“

当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国锋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他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为了争取华国锋的支持，叶剑英还向华国锋保证，一旦将“四人帮”逮捕，他本人、李先念和其他延安时期的老领导人都会支持他出任党主席。

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

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

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

刘伯承说，他死后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这时已经82岁，而且双目失明）。

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　　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批评毛泽东就等于批评他自己。

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

刘伯承说，他死后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这时已经82岁，而且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

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

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

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小平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

邓小平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　　在场听他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由于大批的知青返城，城市的失业率很高。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当地恶霸。20世纪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20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糕。当时大约有党员3500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　　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邓小平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事务的。他对这些方面早就有兴趣。

人民解放军在1979年春天与越南为期两周的战斗中，表现极差，证明邓小平批评解放军“素质比较差”是正确的。

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

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

会上他只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

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当时还健在的彭真和薄一波也得到平反，并复出任职。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

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当时还健在的彭真和薄一波也得到平反，并复出任职。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在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

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

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规划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规划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4倍，钢产量增加2倍。然而，当时许多计划中的新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2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　　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

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段小终曲—他继续担任党的副主席，一直到1982年9月卸任。但在这之后，他的命运跟37年前的王明及博古一样，只保留了中委会委员的头衔而已。他从大众面前失去了踪影，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姓名。

毛泽东的指定继承人早已经下台。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段小终曲—他继续担任党的副主席，一直到1982年9月卸任。但在这之后，他的命运跟37年前的王明及博古一样，只保留了中委会委员的头衔而已。他从大众面前失去了踪影，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姓名。

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

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下定决心，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

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化大革命”定性。

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

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

国锋当然反对撤销对刘少奇的决议，而且，似乎还有几位党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可能包括叶剑英在内也同样反对。　　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

华国锋当然反对撤销对刘少奇的决议，而且，似乎还有几位党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可能包括叶剑英在内也同样反对。　　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

华国锋当然反对撤销对刘少奇的决议，而且，似乎还有几位党的高级军事领

华国锋当然反对撤销对刘少奇的决议，而且，似乎还有几位党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可能包括叶剑英在内也同样反对。

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

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着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毛泽东总是高高在上地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小平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泽东善于掩饰自己，经常隐藏自己的真正感觉，邓小平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泽东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小平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

与毛泽东和华国锋不同，邓小平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

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邓小平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已经成为过去，今后不会再发生。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他把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功能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小，里面的鸟儿会死掉；但是，如果拿掉笼子，鸟就会飞走。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邮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地生活。

1984年和1985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

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

邓小平认为，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国或使用原子弹，而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

一个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势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赖美国。另一个是实行开放政策，势必就要面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上不稳定，而关起门来，就无法接触西方的科技知识。从1982年以来，中共一直努力保持两方面的平衡。

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我这位中国老头子。”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首要任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首要任务。

1981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9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小平的这一提议。“九点方针”的关键是两点：第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二，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

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剑英的这九点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邓小平本人经常把它挂在嘴边；而当外国人把它说成是邓小平的概念时，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员表示反对。

其结论是在各方预料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因此，

其结论是在各方预料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

因为他们认为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因而是无效的。但是她同意他们的另一个看法，即外交谈判应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的。

但中国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绝不接受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继续管理香港。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小平的认可。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　　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在一个控制思想的国家里，光是引进西方科技是没有用的；

在政治上，最大胆的行为出自方励之。他是着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搞

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　　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　　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改革一定不能缩水，也不能向后退。政治改革是必需的，目的在清除经济改革的障碍；经济改革也是非进行不可，如此才能加速开发中国的生产能力（生产力）；而开发国家生产力正是消除贫穷（这是

改革一定不能缩水，也不能向后退。政治改革是必需的，目的在清除经济改革的障碍；经济改革也是非进行不可，如此才能加速开发中国的生产能力（生产力）；而开发国家生产力正是消除贫穷（这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不二法门

他说，如果中国全盘西化，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十亿人摆脱贫穷，并获得繁荣；如果在中国大陆实行资本主义，则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会致富，其余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仍将永远一贫如洗。他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大多数的人将起来进行革命，所以，唯有实施社会主义而不是实行资本主义，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也经常说明他为什么反对西方民主，

如果在中国实施西方式民主，将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

导致1989年学生运动的一项事件，是事先不可能预料到的：胡耀邦在4月初参加政治局的一项会议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一个星期后，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了。　　到了4月15日傍晚，北大学生已经在校园的树上挂上白色花环，并在墙上贴上大字报。第二天，其他大专院校也群起效法。　　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从北京西北郊区的大学区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拉开悼念胡耀邦的布条。　　胡耀邦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间是4月22日，正好是他去世后一周。包括邓小平在内，大部分的党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追悼大会。赵紫阳宣读对胡耀邦的悼念文，高度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丝毫未提及胡耀邦所犯的错误或缺点，也没有提到造成他下台的原因。

在人民大会堂外面，将近十万名学生在广场上或站或坐，每当有参加追悼会的官员到达或离去时，他们就高喊口号，但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并获得追悼大会主办单位的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但他们并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向胡耀邦遗体告别。

这次学运不是普通的学生闹事事件，而是一次政治动乱，目的在制造混乱，以便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5月上旬，学运的规模愈来愈大，而且气氛愈来愈激烈。学生成立一个正式组织，每天发行报纸，并在5月13日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

第一道命令禁止游行、示威、罢市、罢课与罢工；第二道命令授权军队和安全部门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处理状况；第三道命令禁止所有新闻记者（中国或外国记者都包括在内）在未获官方许可下进入戒严地区报道或摄影。这些命令所显示的意思相当明显—党和政府已经下定决心结束学运，驱散学生。

这时，戒严部队已经控制北京城内所有重要建筑物和重要路口。　　邓小平

邓小平首先对在冲突中死去的军人、武警与公安警察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对受伤的官兵与警察表示慰问。接着，他要求在场所有的人起立替“这些烈士”默哀。　　邓小平接着对戒严部队的这些军级以上干部指出，这场风波迟早都会发生。他说：“这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是大小的问题。” 　　邓小平接着又指出，党的这些年轻战士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而且“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说，这些军人证明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邓小平在

江泽民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关注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外交上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上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做好自己的事情，实现奋斗目标，而不要搞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伐克、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制度在1989年至1990年的崩溃，坚定了他的看法，中国应该振作起来反对西方企图推翻世界社会主义的联合运动。

1992年年初，他开始到中国的南方视察。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 　　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 　　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

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把邓小平比喻成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指出，大会的任务是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方针……加速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人们对这位总设计师的热爱比对舵手毛泽东更胜一筹。

他们也知道邓小平一直是中国现代化最主要的推动者。

邓小平一生取得的第一项成就是担任了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也是他取得其他成就的前提条件。

邓小平能够东山再起的确应归功于毛：1968年他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1972年他接受了邓小平请求复出的要求，决定让他复出。

他坚强、不屈不挠，并结交了很多忠诚的朋友。从1976年他再次失势到当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四人帮”一直无法对他下毒手，就是因为他的朋友保护了他。

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取得的两大成就是使中国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中国引入了国际生活的主流。在经济发展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并且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经过20年的革命，人们渴望安定与经济发展。

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取得的两大成就是使中国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中国引入了国际生活的主流。在经济发展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并且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经过20年的革命，人们渴望安定与经济发展。是他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党中央有可能把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也是他的讲话促使中央委员们当着华国锋的面否决了“两个凡是”，并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消除了经济发展的障碍。

从1980年到1992年的13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8％，

从1980年到1992年的13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8％，这一发展速度同亚洲“四小龙”相当，并远远超过了欧洲国家的发展速度

第一，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和商业。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粮食和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极大地丰富起来，从而为城市改革创造了条件。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逐步地实行民主，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彻底地实行民主。

邓小平改变了这一切。在他的指引下，中国引进了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工商业管理规则，以满足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与此同时，他让中国在处理国际与地区争端问题时，发挥与中国国力相当的影响；他改变了中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再强调革命和战争。

因为是邓小平领导他们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以往闻

绝大多数人会认为他功大于过，因为是邓小平领导他们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以往闻所未闻的水平，而这是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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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zhup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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